第十三章（第4/5页）

没有数据库帮你分析，也没有权威来源告诉你哪些法官人好，哪些法官让助理去最高法院，哪一类工作——初审还是上诉——是你想做的。事实上，光是谈论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不合适了。难道你会问一位教授他推荐给你的这个法官是不是一位友善的女士？实际上事情更加难办。

所以为了了解这些信息，你必须利用社交网络——学生群体、当过助理的朋友，以及少数愿意给出极其坦诚的建议的教授。当时在法学院，我学到利用社交网络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问。所以我也这么做了。蔡美儿教授告诉我，我不应该担心怎么给知名的喂食者法官当助理，因为那张工作经历证明对实现我的理想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不断争取直到她松口，同意给我推荐一位位高权重、和许多最高法院法官交往甚密的联邦法官。

我提交了所有材料——一份简历、一篇精心修饰过的写作样本、一封深深表达了我浓厚兴趣的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些。也许我那南方人特有的慢吞吞拉长调子的语气以及家庭归属感的欠缺，让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属于耶鲁法学院。或者我只是在随大流。不管为什么，我都要得到那证明我当过法官助理的一纸文书。

提交材料几天后，蔡教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告诉我我入围了。我激动得心一颤一颤。我知道我只要再面个试就能得到这份工作了。我也知道是因为她力荐我，我才得到了面试机会。

那时我才意识到真正的社会资产的价值。这份价值不在于教授打电话告诉法官必须让我去面试。在做这件事之前，她告诉我想跟我好好谈谈。她十分严肃地说：“我不认为你做这个是出于适当的理由，我猜你只是想得到工作证明，证明固然很好，但并不能帮你实现职业目标。如果你不想成为身居要职的最高法院诉讼律师，你就不应该太过在意这份工作。”

然后她告诉我给法官当助理有多困难。这位法官苛刻到了极点。他的助理一年来一天也不能休息。然后她从我的个人生活切入。她知道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也知道我爱她爱得疯狂。“这份法官助理的工作是会让你们分手的。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的话，我认为你应该首先考虑乌莎，做出真正适合你的职业选择。”

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我照做了。我告诉她撤回我的申请，我究竟能否得到这份工作也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自己可能太自信了：我的成绩和简历很好，但并不惊艳。然而，由于蔡教授的建议，我没有做出这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我没有和我后来的妻子千里相隔。最重要的是，这条建议让我接受自己在这个陌生地方的位置，让我明白自主规划人生道路是正确的选择，把一个女孩看得比某个短视的抱负更重要也是正确的选择。在教授的帮助下，我得以坚持做自己，不随波逐流。

很难说这条建议含金量有多大，因为它其实一直在升值。但毫无疑问，这条建议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社会资产并不仅限于某人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或把你的简历递交给以前的老板，社会资产也体现在，而且是主要体现在，我们从朋友、同事和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给我的选择按照重要性排序，也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更好的道路。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我的社交网络中学到的，具体而言，是从一位乐于助人的教授那学到的。

我继续培育社会资产。有一段时间，我给大卫·佛伦（David Frum）的网站捐过款，他是一名记者和意见领袖，现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工作。当我准备签一家华盛顿的法律公司时，他建议我换另一家公司，他的两个在布什政府工作过的朋友最近刚做了那家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其中一个朋友面试了我，并在我加入公司后成了我的一位重要导师。后来我在一个耶鲁会议上遇到他，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在布什政府任过职的老朋友（也是我崇拜的一位政坛人物），当时的印第安纳州州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如果大卫没给我建议，我永远不会进这家公司，也不能有幸和我最崇拜的公众人物说上话（虽然只聊了不一会儿）。

我确实下决心想成为一名法官助理，但我没有盲目去做，而是终于认识到我想从这段经历中收获什么——我想为我尊敬的人工作，想尽可能地学习，还想和乌莎在一起。于是乌莎和我决定一起去当法官助理。我们来到了肯塔基北部，离我成长的地方不远。那段经历棒极了。我们非常喜爱我们的法官老板，甚至邀请他们主持我们的婚礼。

这只是说明成功人士的世界如何运转的一个例子。但是社会资产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而让资源闲置的人就如同瘸着腿和别人赛跑一样，而如何运用而不是闲置资源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主要的挑战。这里列出了我初来耶鲁法学院时不知道的道理，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在此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