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去年圣诞节前不久，我站在华盛顿的一家沃尔玛的儿童区，手里拿着购物清单，看着那些玩具，一个一个地劝自己不要买。那一年，我自愿“收养”一个穷孩子，于是当地一家救世军（Salvation Army）就给了我一份清单，让我带回一袋尚未包装的圣诞礼物。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几乎对每个建议的礼物都不满意。睡衣？穷人根本不穿睡衣。我们穿着内衣或牛仔裤就能睡觉。时至今日，我发现穿睡衣是精英人士对自己的溺爱，完全没有必要，就像鱼子酱或电子冰块制造机一样。有一把我认为看起来既有趣又有意义的玩具吉他，但我想起有一年外祖父母送了我一架电子琴，但母亲的一个男朋友刻薄地命令我“关掉那该死的东西”。学具我也否定了，因为怕孩子们觉得自己被小看。最终我选定了一些衣服、一部玩具手机和几辆玩具消防车。

在我成长过程中，周遭每个人都在担心没钱买圣诞礼物。而如今，在我生活中，有钱有权的人有无数机会向社区里的穷人播撒爱心。许多赫赫有名的法律公司都赞助了一个叫“天使计划”的项目，让每个律师都负责一个孩子，并列出一份礼物愿望清单。乌莎之前任职的法院鼓励每个雇员在假期收养一个孩子——都是父母在法院受审过的孩子。计划协调员希望孩子的父母会因为别人给自己孩子买了礼物而少去通过犯罪来换得礼物。“给孩子们的玩具”（Toys for Tots）慈善计划一直在进行。过去几个圣诞节，我总是在大型百货公司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买玩具。

我边买东西边想，无论我童年时身处美国社会经济阶梯的哪一级，总有人站得比我更低：那些外祖父母也没钱买圣诞礼物的孩子；那些穷困到只能靠偷抢而不是发薪日贷款才能换来热门玩具放在圣诞树下的父母。为穷孩子买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自己已经摆脱了匮乏，过上了富庶的生活，但为穷人消费能让我意识到自己简直无比幸运。

然而，为低收入的孩子购物会让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以及圣诞礼物是如何被当作埋藏在家庭生活中的危险“地雷”的。每年，附近的家长都会陷入一种习惯性的状态，与我如今在物质充裕的慰藉下所熟悉的那种状态截然不同：他们忧虑万分，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而美好通常意味着圣诞树下满满的都是礼物。如果你的朋友在节前一个星期过来，看到树下空空如也，你就不得不解释。“母亲只是还没有去购物”或“父亲等着年底发一大笔钱，然后他就会买好多好多东西”。这些借口掩盖了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我们都是穷人，买再多的忍者神龟玩具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无论多穷，家里总能设法在节假日预支消费。我们办不了信用卡，但还有很多方法来花明天的钱。比如你可以在支票上写上今后的一个日期（这种做法叫“填迟日期”），那么收款人只能等到你银行账户里有钱才能去提现；或者你可以向发薪日贷款商申请短期贷款。如果这些都行不通，你还可以从外祖父母那借钱。确实，我想起来冬天的时候，母亲多次向阿嬷和阿公请求借钱，这样他们的外孙就能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虽然他们每次都不赞同母亲对“美好”圣诞节的理解，但他们还是会慷慨解囊。因此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们的圣诞树下高高地堆满了最时髦的礼物，而我们那点可怜的积蓄在一点点花光，最终我们不仅一文不名，甚至还欠了钱。

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母亲和琳赛疯狂地搜寻一款叫泰迪熊华斯比（Teddy Ruxpin）的玩偶，这种玩具在当时非常火爆，镇上所有商店都断货了。这种玩偶非常贵，而且因为我才两岁，所以根本没必要买给我。琳赛仍记得那天一整天都耗费在找泰迪熊玩偶上。不知怎么的，母亲得到消息说一个陌生人肯用高价出售自己的一个泰迪熊玩具。于是母亲和琳赛去他家买下了这个小玩意儿，有了它，一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圣诞梦。关于那古老的泰迪熊，我唯一记得的是几年后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他，他身上的毛衣破破烂烂，脸上满是风干变硬的鼻涕。

正是节假日教会我如何退税，我猜这是在新年给穷人免费提供的钱，以免他们像去年那样因为金钱而铤而走险。所得税退税终归能给予我们支持。“我们当然买得起这个，用退税支票付就行了”，这是圣诞节购物的准则。但政府很不靠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一月初从报税员那回来的那一刻更让人焦虑了。有时候退款比想象得多，但有时候母亲的“信用额度”也没有她想象得高，因此政府还是不能报销她在圣诞期间的巨额开支，那整个月都完蛋了。俄亥俄州的一月简直糟糕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