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3/4页）

《相约萨马拉》这部小说对社会全景和婚姻的描画十分出色，但是使它在读者心中留下不灭印象的，却是一幅一个男人因嗜酒和自负而毁灭的图画。朱利安的崩溃发生在一个很多方面都极端特殊化的社会里，发生在三天之内——那是一个受难的历程，由泼酒开始，虽然我们并没有见到（但是我们可以从朱利安的心理活动和乡间俱乐部舞厅里爆发的令人惊骇的流言得知这一点），然后，他在喜剧性的酒后眩晕和呓语中，偷偷地把海琳·霍尔曼带到旅店停车场，还有他那在花瓶中调制而成的、令人难忘的怪味冰水威士忌。当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因为在波茨维尔地区对此书的诽谤所激起的风浪，直到15年后在40英里以外的雷丁依然能够感觉到）。那时，这种野兽般的狂饮，还有朱利安迷迷糊糊躲进凯迪拉克车内的景象，显得异常可怕——它像一股流动的旋风，把我眼中的宾夕法尼亚那原本平淡无奇的世界打开了一个洞。重读此书，感到句子是那么令人惊奇地简洁！多萝茜·帕克说此书的“节奏令人难以置信”，她是正确的。

在这部具有强烈美国色彩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汽车被看作地位的象征、爱情的巢穴、沉思的小屋、致命的武器和群体的标志。从头至尾，在吉布斯维尔的街道上，人们互相看到和听到对方上车下车。在小说开头，爱玛·佛列格勒听到牛顿夫妇开车回来，在小说结尾，朱利安听到艾丽丝·卡特莱特开车离开，赫伯特·哈里也听到了汽车声。当发动机轰鸣、断开的链子撞击挡板时，一张行动的大网向那些懒睡在床的人们发出召唤，促使他们走出家门，开始行动，警示他们不要落后，不要错过。

奥哈拉1930年圣诞节时回到波茨维尔。我们可以推断，正像卡罗琳所读到的那样，那里的雪天和拉夫尔·巴顿在《纽约客》上的描写一模一样。细节的真实成为奥哈拉小说的特征。那也是他所迷恋的某种东西。真实性是奥哈拉的风格，他用这种粗暴的方式说明他是热爱这个世界的。然而，小说中另外一种更重要的真实，可以说并没有被人们意识到：《相约萨马拉》所忠实的，是命运潜入我们生活的方式，它发生在割裂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割裂不断扩大直至完全成为冷漠。在这部离心式风格的小说中，有许多看似与主题关系不大的事件——如路德·佛列格勒的升迁（可能如此，但并不确定），如玛丽·曼纳丝从一个美丽的矿区少女变成一个纽约荡妇，如阿尔·格里科作为爱德·查雷的随从，却未能保护爱德的女人免遭朱利安·英格里斯的攻击——阿尔似乎挺了过来，但却变得更加不可靠，等等。这些事件大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会突然之间把生活压得粉碎。奥哈拉在流动与变化的行动中，在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在这个我们的行为（whatwedo）转变为我们的本质（whatweare）的过程中，能够抓住某个瞬间。然而，我们的本质，却并非我们认为自己应得的。

按照梭罗的说法，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沉默而绝望的生活。奥哈拉作为一个医生的儿子、一个新闻记者、一个纵情酒色者和一个做过许多兼职工作的人，以他独特的眼光看到了美国社会丑恶和令人失望的一面。由于他的某种诚实禀性，他对此并没有大加渲染地夸张。他并没有忘记，即使在社会组织最卑鄙肮脏的夹缝里，人类的意志也能够闪现出光辉。一种奇特而欢愉的固执使一个伙伴乔伊（奥哈拉作品《酒绿花红》里的主人公。——译注）式的失败者显得生动起来。而且，《相约萨马拉》并没有像《包法利夫人》那样，留给我们一种与毁灭的严酷相关的悲剧感。朱利安保持了一种欢快而任性的尊严。卡罗琳认为“他喝醉了，但不管他喝醉与否，他都是朱利安”。他开着玩笑离去了，最后一次做出了迎面痛击那群“杂种”的姿势。正像他那位下颌突出的创造者一样，他付出了他得到的一切。

死神如是说

在巴格达有一位商人，他让他的仆人到集市上买些食品回来。过了一会儿，仆人回来了，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说道：“主人，刚才我在市场里时，人群中有个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身看时，发现那是死神。她看着我并且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您把马借给我，我赶紧离开这里，好躲避死亡的命运。我将会去萨马拉，在那里死神无法找到我。”商人于是把马借给他。仆人翻身上马，以最快的速度策马飞奔而去。然后，商人来到市场上，他看见我站在人群中，就走过来说道：

“今天早上您见到我的仆人时，为什么用手势威胁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