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11-

回到佛罗伦萨后，我和彼得罗谈了离婚的事情，我们吵得不可开交。阿黛尔尽量保护两个孩子，她和两个孙女关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忽然意识到，在女儿面前，我们吵得不尽兴，没法尽情表达自己，吵不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骂。最后，彼得罗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非常气愤，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或者听他的声音。我回到了家里，两个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尔坐在厨房里看书。我说：

“你看到他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对他的，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

我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里，摔上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语气里传递的那种鄙视让我很惊异，也让我很受伤，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对我表示出敌意。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法国，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和很多要读的书。在我走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读书，就越是心乱：尼诺、彼得罗、我的两个女儿、卡门颂扬她哥哥的话、安东尼奥的话、阿方索的变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头。经过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火车旅行，我最后到达了巴黎，脑子比任何时候都乱。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在站台那里，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我的心情马上变得愉悦，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是我和尼诺在蒙彼利埃品尝过的，一种视野拓宽的喜悦。但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没有宾馆，也没有古迹一样的大礼堂。那两位女士带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回推广，每天都有一场旅行，每天晚上在书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会组织一些辩论。至于吃饭睡觉，吃的是家里煮的饭，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甚至是沙发上。

这场旅行让我非常疲惫，我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读者和编辑都很喜欢我，我在见面会的会场走来走去，用我匆忙学会和掌握的外语和他们进行讨论。我逐渐又采用了几年前我已经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广第一本书时的表现：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兴提到我的个人体验。我谈到了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我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愤怒；谈到了卡门，还有她和哥哥的关系，我认为，那些暴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莱做的。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出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女人会肆意中伤别的女人，伤害孩子。我谈到了我和佛罗伦萨以及米兰的女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民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

同时，我总是匆匆忙忙给阿黛尔打电话，我和两个女儿说话，她们要么用单音节词回答我，要么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快到圣诞节时，我和两个编辑告别了，她们非常关心我的遭遇，不想放我走。她们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想重新出版那本书，出于这个目的，她们把我带到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的那家法国出版社，多年前，那本书在法国并没有成功。我有些羞怯地参与了那些讨论和协商，那两位女士支持我，她们和我不一样，她们很有战斗精神，懂得软硬兼施。通过米兰出版社的协调，他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法国出版社——这两位女士的出版社再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