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 坏血统的故事 -1-

我是一九九五年彻底离开那不勒斯的，那时候人们都说，这个城市正在崛起，但我对于它的崛起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些年，我看到新火车站、诺瓦拉街上的摩天大楼，以及斯卡姆比亚区那些展翅欲飞的建筑拔地而起。还有修建在阿莱纳奇亚区灰色的石头上的、塔代奥·达赛萨街和国家广场上的那些鳞次栉比的新建筑。那些建筑在法国或日本被设计出来，然后在彭蒂塞利和波焦雷亚莱区被用一种缓慢、晃晃悠悠的方式修建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楼会失去所有光彩，成为那些绝望的人的巢穴。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只能让人觉得滑稽。

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重生的口号会点燃人们的希望，一切都会支离破碎，成为残渣，落在之前的残渣之上。因此我没留在那不勒斯，支持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重建，我决定搬去都灵，去一家当时势头很好的出版社当主编。四十岁之后，时间开始狂奔，我没法跟上来，真实的日历被合同上的交稿日期取代了，一年一年就随着一本本书的出版过去了。对于发生在我还有我女儿身上的事情，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我把这些事情都嵌进写作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几乎会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去查看我的书的出版日期。

我已经写了很多书了，这给我带了一些权威和声誉，还有富裕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抚养几个女儿的负担也越来越轻省。黛黛和艾尔莎——先是老大，然后是老二——都去波士顿上学了。彼得罗那时已经在哈佛当了七八年教授，他鼓励两个女儿去美国。和父亲在一起，她们很自在。除了有几次，她们会写信抱怨那里的气候，还有波士顿人爱卖弄学问，她们对自己很满意，很高兴摆脱了很多年前我强迫她们作出的选择。这时候伊玛也渴望能像两个姐姐一样，我还在城区做什么？刚开始，回那不勒斯这个选择给作为作家的我带来了好处——我本可以选择生活在别处，但却留在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城郊，继续接触现实，从中汲取素材，但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会这么做，其次是因为我的书选择了其他的道路，城区的主题已经退缩到一个角落了，我现在拥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假如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只能不安地记载我的兄弟姐妹、朋友、他们的孩子和侄子外甥，甚至是我的女儿的生活一步步恶化，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

伊玛当时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她学习很努力，生活上也什么都不缺。但她说一口粗粝的方言，她的同学我都不喜欢，假如她晚饭后出去，我会非常不安，但她常常会自觉待在家里。我自己不怎么出去，我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很局限，我会和那不勒斯文化圈的朋友见面，会有一些男人追求我，后来都不了了之，非常短暂。那些非常出色的男人生活在这里，他们迟早也会为成为失望的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他们很风趣，但总夹杂着一丝恶意。有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追求我只是为了让我看看他们的稿子，询问我对于电视或者电影的看法，有时候只是为了向我借钱，然后就消失了。我强颜欢笑，很艰难地维系着我的社会和感情生活。晚上穿上漂亮的衣服从家里出去，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惩罚。有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被两个不到十三岁的男孩抢劫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在距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等着，他一直没有从窗口探出头来。因此我决定离开。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和伊玛一起离开了那不勒斯。

我在波河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就在伊莎贝拉桥边上，我和小女儿的生活马上就好了很多。对我来说，住在都灵，让反思那不勒斯的一切变得更加容易，我能更清醒地描述它。我热爱我的城市，但我再也不会捍卫它。我确信，我对那不勒斯的不安和沮丧迟早会消失，但对它的爱就像一个镜子，可以让我看到整个西方。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本能地知道：梦想着毫无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