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 坏血统的故事 -1-（第2/2页）

二〇〇〇年伊玛去巴黎上学了，我又成了一个人。我尽量说服她不要去，我说没这个必要，但她周围的朋友都作出了这个选择，她也不想落后。刚开始，我没觉得太难过，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过了两年，我开始感觉到年老的到来，就好像我自己，还有我取得成功的那个世界都在慢慢淡去。尽管我的几部作品都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奖项，但那些书卖得很少，比如说二〇〇三年，我写的十三本小说还有两本杂文，一共给我带来了两千三百二十三欧元的收入。我应该采取对策，我的老读者对我已经没什么期待了，那些年轻的读者——准确来说应该是女读者，从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大部分读者都是女性——她们都有着别的品味和兴趣。为报纸撰稿也不再是一个收入来源，报纸对我已经失去兴趣了，编辑也很少找我约稿，要么他们会给我很少的稿费，要么就一点儿钱也不给。至于电视，在九十年代的几次成功演播之后，我试着做了一个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节目，是一个下午的节目。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只是因为几个朋友——其中包括阿尔曼多·加利亚尼的建议，他在广播5台有自己的节目，他和国家电视台的人关系不错。结果那个节目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的工作机会。我之前一直担任主编的出版社，也开始走下坡路。二〇〇四年，一个三十多岁、很聪明的小伙子让我出局了，我成了一个外部顾问。我六十岁了，感觉自己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在都灵，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文化圈的人都不是很热情，男人眼里已经没有我了。我很焦虑，晚上睡得很少。我从阳台上看着波河，河上划船的人，还有旁边的小山，我很厌倦。

我开始频繁去那不勒斯，但我已经不想再见我的亲戚朋友了，他们也不想见我。我只和莉拉见面，但经常我连她的面也不见，她让我很不自在。最近几年，她对那不勒斯产生了激情，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很粗野的地方主义。我更愿意一个人沿着卡拉乔洛海滨路走，走上沃美罗，或者去法院路散步。二〇〇六年春天，我在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大街的一家老宾馆住着，天开始下雨，一直停不下来，我关在房间里出不去。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写作，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我写了一篇大约八十页的小说，以城区为背景，讲了蒂娜的故事。我写得很快，没有时间去虚构，结果写出了一些干巴巴、很直接的文字，故事的结尾是通过想象加上去的。

我在二〇〇七年秋天发表了这篇小说，题目是《友谊》。这本书很受欢迎，到现在还卖得很好，学校老师会让学生读这本书，作为暑假作业。

但我很讨厌这本书。

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前，吉耀拉的尸体在城区小花园里被发现时——她死于心脏病发作，一场惨淡、孤寂、可怕的死亡——莉拉让我答应她，永远都不会写她，但我没信守诺言，我用一种最直接的手法把她的故事写了出来。有几个月，我相信这是我至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作为作家达到了新的顶峰，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受到关注了。但二〇〇七年年末快要到圣诞节时，我去马尔蒂里广场上的菲尔特瑞奈利书店推广这本书，我忽然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很担心在人群里看到莉拉，她可能会出现在第一排，已经做好了提问的准备，随时会让我陷入尴尬和困境。但那天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回到宾馆，我感觉信心大增，我试着给她打电话，先是固定电话，然后是手机，后来又打了固定电话，她没有接。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接过我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