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爱经》关于男欢女爱的古罗马诗作（第5/6页）

公元八年，即《情伤良方》发表后几年，诗人突然被奥古斯都放逐到黑海东岸的托弥，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

流放的原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对此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通常的说法是：奥古斯都为了纠正战后一度泛滥的奢靡风气，建立新秩序，于是选了这位顶风而行的轻佻诗人开刀。但这种解释并非人人都信服。有史家说，放在当时罗马的社会来看，奥维德谈情说爱的诗歌，其实算不了什么伤风败俗之作。那时候的罗马，婚外的情爱乃至姘居，都几乎是合法的事。“一个已婚的男人，除了自家的妻室之外，可以有一名或多名情妇或姘头，谁也不觉得奇怪。”9为什么偏偏奥维德的几篇诗作，竟惹此弥天大祸呢？

于是又有另一种说法：当时暗地里的宫廷斗争正烈，奥古斯都正大力逐一清除有可能危及其位置的人。奥维德与多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掌握的“机密”太多，奥古斯都不得不把他清除出去。换言之，奥维德本人无非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所谓他的诗歌有伤风化，完全是表面的理由，是下毒手的借口。

那么，诗人的被放逐究竟是书之祸，抑或是人之祸，又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我们这里就只好存疑了。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诗人过了约十年的流放生活，终于以贫病之身客死他乡。他在流放期间仍然继续创作，苦难没有压倒诗人，他的诗才成了他自己的最大慰藉。他的故土要埋没这位天才诗人，而他的诗篇却在“蛮族”当中大受赞赏。

诗体与散文

诗人在《恋情集》的开篇中就写道：

“我本想把兵戎、战火写成庄重的诗句；前者宜于合律成诗，后者足与前者相比。据说，丘比特笑了起来，偷偷截掉了一个音步。”对于这句话，我加了如下的注释：“写战争题材的史诗常用六音步的诗行，而情诗之类的抒情诗体则多用五音步诗行，故有此说。”

由此不难知道：奥维德诗作的原文是严格的格律体。为什么我（当然还有戴望舒）却译成了散文体呢？是贪图轻松？就我来说，抑或只是想步戴译的后尘？

我手头上也的确有一个诗体的法文译本，我拿它来与其他的散文体的法文译本对照读一下，发现诗体的译本为了照顾押韵和音顿，不乏削足适履或生硬充塞的地方。我还是赞成周良沛就戴译《爱经》所说的一番话：

“……从《爱经》现有的译文来看，我认为还是译成现在这样子好。否则，诗行中那么多典，那么多叙述、交代性的文字，仅仅分行书写，并不能使之诗化，诗人在译它时，是不会不考虑这些的。”10

戴望舒是“考虑到这些”才译成散文，或者只是根据散文体的法文本译出。我未作深究，不敢妄说。

就我来说，译成散文体，主要是从法文本所致。而且我认为，如果有谁真正熟谙古拉丁文，而且又能参考其他诗体译本，倒无妨尝试以诗体来译。我自己功力不逮，这项工作就只好留给他人去做了。在诗体译本尚未问世之前，就请读者暂时阅读我这个散文体译本吧。但愿你们不致感到味同嚼蜡！

注与译

上文提到，奥维德这三部诗作，光是涉及的神话人物，就达三百名左右，加上地名以及其他典故，要注释的地方也就更多。古罗马的读者熟悉这些情况，也许一看便能捕捉到专名后面的意象或激发起丰富的联想。但对于中国普通读者而言，如不作任何交代，则他们势必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不过，我考虑到，这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学术著作，注释太详，会令读者望而却步。因此，我采取了简注的办法，只限于如不加注则读者有可能掌握不了的部分。有的人物，我甚至在行文中就把其身份点出来，省去文末的注释。例如：提及玛尔斯的时候，我写上“战神玛尔斯”，提及奥罗拉的地方，我写上“曙光女神”；遇到地名，是山，是河，是泉，我都在译名中点出，不必读者费猜想。

然而即使这样，我加的注文仍然达六百条左右。不是我的“学识渊博”，而是我受的诱惑太大，因为我手头的法译本，除了诗体本之外，都有极其详尽的注释，其中一套，著文达一千两百五十条，密麻麻的小字体印了八十余页。这不消说，是人家的研究成果，我如照译，一则会牵涉到版权的问题，二则其中许多内容也不是我国一般读者所必需（例如引证古希腊文的出处），于是我就拿不同的注释来个对照参考，再查阅几本神话辞典，自撰简短的注文。我这里不敢掠他人之美，我得坦率承认：如无法文译者所下的功夫，有些注释，我是无法去加的。写到这里，我不免对周良沛关于戴译的一段话产生了一点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