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第3/15页）

这些现象和事件全都记录在吉卜林的作品里，除了英国人撤出印度、放弃庞大遗产的那段历史。你若想认识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不必亲自到印度走一趟。没有一位英国作家对印度的描写，比吉卜林更坦诚，更精确；没有一位英国小说家比他更能揭露他本人和他那个社会的真面目。在作品中，他把“盎格鲁－印度”遗留给我们。我们只需阅读他的小说，就能够找到当年活跃在印度殖民地的各种典型人物。我们发觉，这些人时时刻刻意识到他们的身份、角色、权力和独特性，然而，对于他们的处境，他们却又不敢公开表示欣喜和得意，因为他们全都是肩负重责大任的殖民地父母官。这些责任可都是真的，但表现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却是：这帮人全都在演戏，他们全都是演员，他们知道观众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卖力演出，没有人愿意搞砸这出戏。典型的吉卜林式殖民地行政官员，身边永远跟随着一大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仆从。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中，但一辈子都在流亡，饱受骚扰、迫害和误解——误解他们的人，往往是他们的上司和他们试图提拔的本地人。身为他们的代言人，吉卜林有时会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大声疾呼，从而产生出一种假惺惺的、咄咄逼人的、自怜自艾的效果，简直就像一出“戏中戏”。

待在英国老家的那帮人，身份和地位跟我们相等，但却能享受美好的英国城镇生活：繁华热闹的大街、满城璀璨的灯火、一张张笑脸迎人的面孔、成千上万的乡亲、满街游逛的漂亮英国女人……被放逐到印度的我们，却被剥夺了遗产。待在英国老家的人，正在享受这一切。他们并不知道这份遗产究竟有多丰美。

自赞自夸之余，却也不忘装腔作势地抱怨几句：这是俱乐部作家（接受俱乐部的价值观，透过俱乐部会员的眼光观看这些人物的作家）特有的一种阴柔而幽怨的笔调。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小说《针毡》（Tenterhooks）中，英国小说家艾达·莱弗森（Ada Leverson）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笔调：

我总觉得，他（吉卜林）没经过别人介绍，就直接用我的教名称呼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想跟我交换帽子呢……他和他的读者总是那么亲近，熟稔得就像老朋友似的。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他总是跟他笔下的人物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吗？

我说吉卜林是一位俱乐部作家，当然是在使用一个具有特别含意的词。“俱乐部”是“盎格鲁－印度”的一个象征。在《自述》中，吉卜林告诉我们，在拉合尔，每天傍晚他都会到俱乐部用餐；在那儿，他常遇到刚拜读过他前一天写的作品的读者。吉卜林很珍惜这种机缘。俱乐部会员的赞许和认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是为这些人写作，而在他的小说中，情节总是跟俱乐部有关。他那独特的坦诚和他身为一位诗人般的“盎格鲁－印度”编年史家的价值，就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然而，这也正是他特有的弱点，因为他只使用俱乐部的价值观，描写俱乐部发生的事，这样做只会让他自己和俱乐部的真面目，暴露在读者眼前。

吉卜林的作品，在风格气质上与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建筑物是一致的。在帝国的外壳内，我们找到的不是撞球场式的漫画或郊区的中产阶级的小说品位，一如在地方性的俱乐部中，而是霍克思比太太这号人物：西姆拉城的才女、社交王后、实际统治者和传奇人物。她待人慷慨热诚，但却反而身受其苦。她的智慧并不是真正具有深度的智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她身边那些男人对她的仰慕显得有点小家子气、有点感伤。但这个圈子——王后、朝廷和弄臣，却显得那么的完整、齐全。不管我们赞同与否，这些人创造出一套体制，让他们能够存活在特殊的异国环境。身为读者，我们实在不忍心拆穿他们的虚假面目。我们对吉卜林小说的响应，只能在这样的个人层次上。他太诚实，太热心，也太单纯，太有才华。他的弱点和缺失让人觉得尴尬，但我们不愿批评他，因为那会让我们觉得很残忍。霍克思比太太的虚伪和造作，早已经被毛姆拆穿。她曾这样形容书中另一位女性人物说话的声调：听起来，就像一列地下火车驶进伦敦伯爵府车站时踩刹车发出的声音。毛姆评论说：霍克思比太太如果真的是她声称的那种人，她就不应该出现在伯爵府车站，更不应该搭乘地铁，到那样的地方去厮混。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和观点，看待吉卜林作品的其他层面。他把他笔下的人物描写得太伟大、太了不起了，而这些人物——也许不像吉卜林那么充满自信，那么有安全感，也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他们在一个小圈圈里交往互动，幻想逐渐凝结成一种僵硬的信念。而今，他们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