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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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的星期一与其他工作日并没有什么不同。街道的路面早已铺好。电话公司、电力公司砍掉了越来越多的遮阳大树——橡树、枫树、槐树、榆树，为了给拉电线的铁杆子腾出位置来。这些铁杆子上挂满了一束束、鼓鼓囊囊、幽灵一般没有血色的葡萄。每逢星期一的早晨，小城新开的一家洗衣房的员工就会走街串巷，收揽一堆堆的衣物，把它们放进明亮的专用汽车内。这些积攒了一个星期的脏衣服，如同幽灵一般，消失在刺耳烦人的电喇叭后面。汽车的橡胶轮胎摩擦着沥青路面，发出了长长的噪音，犹如丝绸被撕裂时发出的声音。那些恪守着古老传统仍然替白人洗衣的黑人妇女们，甚至也开着汽车上门取衣、送衣了。

然而，十五年前的星期一早晨，浮尘四起、浓荫蔽日的街道上挤满了黑人妇女。她们将一捆捆的衣服扎在一起，犹如巨大的棉包一样，稳稳地顶在包着头巾的脑袋上，连手也不用扶一下，就能从白人的厨房门前一直送到“黑人山谷”棚户区的黑色洗衣盆内。

南希总是把收集到的衣物顶在头上，随手在衣物的顶端扣上一顶黑色的水手草帽。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她都戴着这顶帽子。她个儿高，额头宽，满面愁容，牙齿脱落的地方略有凹陷。有时候，我们会一路跟着她走过那条小巷，穿越牧场，注意到她头顶上的一大包衣服平稳不动，那顶帽子也从不摆动或摇晃，甚至在她上沟下沟或弯腰钻过篱笆的时候也是如此。她总是四肢着地，爬过豁口后站起身来，继续向前走去，那脑袋一动不动地向上挺着，头顶上的一大包衣服稳如磐石，又轻得像只气球。

有时候，洗衣女工的丈夫们替她们取衣、送衣，但是杰西却从来没有帮过南希——甚至在父亲还没有警告他离我家远点，在狄尔西生病，南希来我们家做饭的时候，他也没有帮过。

多半时候，我们会直接走过那条小巷，赶往南希的住处，叫她过来做早饭。我们总会在水沟边停下来。父亲警告过我们不要与杰西——他又矮又黑，脸上还有一道剃刀划破后留下的伤疤——有任何来往。我们就朝她家的房子扔石子，直到南希在门口露面。她把头靠在门框上，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

“你们砸我家的房子，搞啥名堂啊？”南希说，“你们这几个小家伙搞啥名堂啊？”

“父亲说让你过来做早饭。”凯蒂说，“父亲说了有半个钟头了，你必须马上赶过来。”

“我不晓得要做早饭的。”南希说，“我的觉还没睡好呢。”

“我敢打赌你喝醉了。”杰森说，“父亲说你喝醉了。你是不是喝醉了，南希？”

“谁说我喝醉了？”南希说，“我的觉还没睡好呢。我不晓得要做早饭的。”

过了一会儿，我们不再扔石子，只好回家。当她最后赶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我来不及吃就上学了。

直到那天她被抓起来送去坐牢，我们一直都以为她喝的是威士忌。南希从斯托瓦尔先生身边经过时——斯托瓦尔先生是银行的出纳员，是浸礼会的一位执事。她开口问道：

“你啥时候把钱付给我，白人？你啥时候把钱付给我，白人？你有三次没付给我一分钱了——”斯托瓦尔先生把她打倒在地，但是她还是说个不停，“你啥时候把钱付给我，白人？你有三次——”斯托瓦尔先生用脚后跟猛踢她的嘴巴。治安官把斯托瓦尔先生抓走后，南希躺在地上，纵声大笑。她把头转过来，吐出鲜血和牙齿，口中喃喃说道：“他有三次没有付给我一分钱了。”

从那时起，她就没了满嘴的牙齿。那一整天，人们争相说着南希和斯托瓦尔先生的事儿。那天晚上，经过牢房门口的路人都能听见南希又唱又叫，能看见她的双手紧抓着牢房窗户的铁条。许多人在栅栏旁停下脚步，听见了她的歌声与喊叫，听见了狱卒试图让她闭嘴的呵斥。可是她一直没有住口。天亮前，狱卒听见楼上传来砰的碰撞声与哗啦声，上楼查看时才发现南希悬在窗户的铁条上上吊了。狱卒后来说，她服的是可卡因，而不是什么威士忌，因为黑鬼一般是不会自杀的，除非服了大量可卡因。服了大量可卡因的黑鬼就不再是黑鬼了。

狱卒割断了绳索，放她下来并救活了她，随后便拼命地揍她，用鞭子抽她。她是用衣服拧成绳子自杀的，她本来拴得很牢，可是被捕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裙子，所以没有办法把双手绑起来，双手还没有从窗台上松开，狱卒就听见响声跑了过去，就看见南希悬吊在窗户的铁条上，全身一丝不挂。

狄尔西卧病不起的时候，南希来我们家做饭。我们看见她的围裙那儿鼓出来了。当时父亲还没有警告杰西不要到我们家来，杰西在厨房里帮忙干活，他坐在火炉的后面，黑脸上的剃刀疤痕就像是一条脏兮兮的细绳子。他说南希的衣服下面藏着一个大西瓜——当时可还是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