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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要大办三天呢。”三只筐说。他与另一个印第安人走在回去的路上。“要大办三天，东西是不够吃的。我以前见识过。”

第二个印第安人的名字叫路易斯·贝里。“这么热的天气，他的尸体会发臭的。”

“是啊，来了这么多人是一件麻烦事，是一件让人操心的事。”

“也许不需要三天吧。”

“他们是从大老远赶来的。是的，头人没有入土前，我们会闻到尸臭的。我说得对不对，你就等着瞧吧。”

他们朝宅子走去。

“他现在可以穿那双拖鞋了。”贝里说，“现在可以当着别人的面穿了。”

“现在还不能穿，哪怕一会儿。”三只筐说。贝里看着他。“他应该带队去抓人。”

“莫可塔布？”贝里问，“你觉得他会那样做吗？这个连说话都觉得是件苦事的人？”

“那他还能干什么呢？他的老爹就快发臭了。”

“的确是这样。”贝里说，“他要穿上这双鞋，就得付出代价。嘿，他已经得到了那双鞋了。你怎么看？”

“你是怎么看的？”

“你怎么看？”

“我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眼下，伊赛提贝哈不需要那双鞋了。莫可塔布得到了它，伊赛提贝哈是不会在意的。”

“嗯，人总是要死的。”

“唉，是的。总要有人当头人的。”

走廊的树皮顶端由去皮的柏树柱子支撑着，高出蒸汽船的甲板室，地面是一条不平整的人行通道。天气糟糕的时候，人们将驴马拴在这块地面已经被踩踏实的地方。蒸汽船的甲板前端坐着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在给禽肉拌着调料，另一个在剥着玉米，老头儿光着脚，穿一件亚麻罩衫，头戴海狸皮帽子，在说着什么。

“这个世界就要完蛋了。”他说，“这个世界被白人给毁了。白人把黑鬼们蒙骗到这儿前，我们世世代代过得好好的。从前，老人们坐在树荫下，吃着煮熟的鹿肉和玉米，抽着烟丝，说着光宗耀祖的大事情。你看现在，我们在做什么？连老人也要累死累活照顾这些喜欢出臭汗的家伙们。”三只筐和贝里穿过甲板走过来。老头儿打断了话头，抬眼看着他们。他的双眼露出不满而浑浊的眼神，脸上布满了无数细细的皱纹。“他也逃走了？”老头儿问。

“是的。”贝里说，“他跑了。”

“我早就知道。我跟他们说过。可能需要三个礼拜，就像杜姆死的时候那样。你等着瞧吧。”

“是三天，不是三个礼拜。”贝里说。

“你当时在场吗？”

“不在。”贝里说，“可是我听说了。”

“嗯，我当时是在场的。”老人说，“穿过沼泽和荆棘，需要整整三个礼拜。”他们俩丢下絮叨的老人，继续朝前走去。

这艘蒸汽船的大厅位置如今已是一个空壳，正在慢慢地风化。抛光的桃木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偶尔发出一点光泽，用模具刻出来的神秘而深奥的图案在不断褪色。破败的舷窗就像患了白内障的眼睛。大厅内存放着几袋种子或粮食，还有一个拆自四轮大马车的传动装置部件，车轴上两根锈蚀的C型弹簧露出了优美的弧线。在大厅的一角，一只狐狸幼崽在柳条笼中富有节奏、悄无声息地来回跑着。三只瘦骨嶙峋的斗鸡在尘埃中走动。地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干硬的鸡粪。

他们俩穿过那堵砖墙，走进一个由布满裂纹的圆木搭建的大房间中。这里有那辆四轮马车的后半部，旁边是拆下来的车身，马车的窗口钉上了一道道柳木条，里面伸出更多斗鸡幼崽的脑袋。那些静止不动的脑袋上是一双双圆珠状、透着愤怒的眼睛，还有磨损的鸡冠。地面上是夯实的泥土，一个角落里斜靠着一把粗制的犁头，和一对手工削制的船桨。天顶上垂下四根鹿皮绳索，吊着伊赛提贝哈从巴黎带回来的镀金大床。床上既没有床垫，也没有弹簧。床架上横放着一张干净的鹿皮吊床。

伊赛提贝哈想让新娶的年轻妻子睡在那张床上。他患有先天性气喘的毛病，每天晚上都要半躺在木条椅上。他会看着她上床，自己却睡不着。每天晚上，他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醒来后就坐在黑暗中，假装酣睡，听着她从镀金的丝带床上悄无声息地溜下来，躺到地板上的羽绒垫上。天亮前，她又会悄悄地回到床上，也假装熟睡。这时，待在黑暗中的伊赛提贝哈便偷偷地笑了。

房角立着两根柱子，上面用鹿皮绑着大烛台，那里还有一个十加仑的威士忌酒桶。有一个泥制的壁炉，对着壁炉的是那把木条椅，莫可塔布就坐在上面。他身高五英尺多一点，体重二百五十磅。他身穿一件绒面大衣，没穿衬衫，一副大肚皮犹如滚圆、光滑的铜球，隆起在亚麻短裤的裤腰上。他的脚上穿着那双红跟拖鞋。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小伙子，手里摇着一把由毛边纸做成的蒲叶状扇子。莫可塔布一动不动地坐着，宽大、泛黄的脸上是紧闭的双眼和一只塌鼻梁，蹼一般的双臂摊开着。他的表情凝重、悲痛，毫无生气。三只筐和贝里进来时，他并没有睁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