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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也是在那时候，我交了一个朋友。我把我名字中自己不用的那一半，也就是玛丽，还有一些我暂时用不到的个人品质送给了她。我和玛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上学的那一天，妈妈说玛丽不能跟我一起去学校。这就是一个信号。我觉得妈妈就是在跟我说我不能带我自己去学校。不能带完整的我。

一条有用的忠告：幼儿园就是学习你在学校里应该怎么表现，不应该怎么表现。举个例子，在幼儿园，你大多数时间都应该保持安静，哪怕是你想说的话比老师说的话更有趣。

“玛丽可以和我待在一起。”妈妈说。

这句话比玛丽有时候出人意料的调皮更让人担心。妈妈不太喜欢玛丽，可正因为妈妈不喜欢她，她才更加吸引我。我突然想到，要是妈妈对玛丽的看法有所改善，说不定最后她会比我更喜欢玛丽。我上学的时候玛丽就躲在我家旁边的阴沟里睡觉，根本没人理她。直到有一天玛丽出去后再也没回来。而按照我们家的传统，只要你离开了家，家里人就再也不会提到你。

五岁那年的夏天，我们搬离了这栋农舍。城市发展的浪潮席卷了这里，这里建起了新房子，再也没有农场、谷仓和果园了。在农舍被拆之前，我们在大学附近的坡顶小楼房里住过，这样爸爸就可以步行去上班。我一想到家这个词，就会想到这座坡顶小楼房。而哥哥更喜欢农舍，当时我们搬家的时候他还闹过脾气。

坡顶小楼房的屋顶很陡，爸爸妈妈不允许我上去，楼房后面有一个小院子，房间刚好每人一个。我的卧室是粉红色的少女风，挂着从西尔斯百货商店买来的格子花布窗帘。可是有一天爷爷乔在我去上学的时候自作主张把我的房间刷成了蓝色。我质问他，他却说：“粉色房间睡不着，蓝色房间睡得香。”他以为说个童谣就能让我闭嘴。

现在我们住的是我们第三次搬家后的房子。石头地面、高高的窗户、嵌入墙壁的灯、玻璃橱柜——属于几何感强烈的极简主义，没有明亮的色彩感，只有灰白、沙色和象牙白。我们搬到这里都三年了，这里依旧空荡荡的，就像都没打算在这里常住。

我认识我的石头，但我不认识摆放石头的梳妆台，不认识灰色天鹅绒床单，不认识墙上的画。这幅画主色是蓝和黑，画的像是百合花和天鹅，又像是海藻和鱼，还像行星和彗星。那些晶洞看起来与这里格格不入。我猜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了，妈妈才特意拿出来的，等我走了就会把它们收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这一切只是一场伪装游戏罢了。我离开以后，爸爸妈妈就会回到他们真正的家里，那里根本没有我的房间。

妈妈坐在床上，于是我放下手里的笔。我很确定那天妈妈肯定清了清嗓子跟我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活，但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有可能是：“你不跟你爸爸说话他会很伤心的。你觉得他不在乎，其实他是很在乎的。”这就是我们家的家庭惯例，像《美好的生活》里演的一样，每个季节几乎都会有一场这样的谈话。

最后妈妈终于绕到了重点：“你爸爸和我之前讨论过我那些旧日记，还讨论过怎么处理那些日记。我觉得这是我的隐私，可你爸爸却觉得我们应该把日记捐给图书馆，要求在我们去世五十年之后再打开日记。我听说图书馆并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为我们家破例。”

我大吃一惊。妈妈几乎是，虽然并不完全是，在说我们绝对绝对不可能提起的话题——过去。虽然我的心跳得很快，但嘴上还是说着跟以前一样的话：“妈妈，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别管爸爸。”

妈妈瞧了我一眼，面带不悦。“亲爱的，我现在并不是在征询你的意见。我决定把日记给你。虽然你爸爸极力主张把日记给图书馆，可他肯定是以为日记里面有很多科学记录，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不管怎样。现在决定权在你了。可能你不想要，可能你还没准备好。你也可以把它们扔了或者叠纸帽子。我保证不过问。”

我挣扎着想说一些东西以表示感谢，可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所以即使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仍然不知道当时我应该怎么做。我希望我说出一些优雅慷慨的话，但这不太可能。

爸爸好像也进来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礼物，是几个月前他吃的曲奇饼干的盒子里带的一张字条，他一直放在钱包里。字条上写着：“别忘了，你一直在我们心中。”

有时候过去和记忆就像是一团迷雾，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似乎并不重要，而本应该发生的事情才重要。迷雾消散之后，我们就成了现在的样子，称职的父母和称职的孩子。孝顺的孩子给父母打电话，只为和父母聊聊天，说声晚安，给一个晚安吻，说一声盼着放假回家。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们不需要去争取什么，我们不会失去彼此之间的爱。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的家庭就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和好、和乐、和聚、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