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3/7页)

“你不是杰克·凯鲁亚克。不存在什么杰克·凯鲁亚克。他甚至还没有写过书。”

这些书只是突然出现在计算机上,她也许在想,疯狂的戴眼镜的自以为大有学问的社会学家把它们编入了程序,给它们输入了混乱的信息数据,于是计算机就输出完整的手稿,隔行打印,清清楚楚,出版商只要照样印刷、装订、发行,裹个封面、印上广告语即可;于是,这个不存在的“杰克·凯鲁亚克”不仅可以从日本收到两美元的版税支票,而且还可以收到这个女人的来信。

现在,大卫·休谟 [6] 是个大哲学家,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说,佛陀是对的,可是这有点扯远了。的确,我的躯体只不过是电磁引力场,就像远处那张餐桌,此话一点不假;的确,从像慧能那样的达摩法师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真的不存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一个白痴的无知,这个不是“他”的“他”又是谁呢?

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发牢骚呢;不过别担心,我不会喋喋不休的。我在这里发的牢骚是有关那个事实:哈尔马洛(或者不管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骂我“杜洛兹的狗崽子”,这是亵渎上帝的,他还偷偷打我嘴巴。可是,如今没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如今没人会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穿越田野或者甚至大摇大摆地走在人行道上。在忘记发牢骚之前很久,我吸毒,甚至逐渐相信,正如报纸照片里那些吸食强烈迷幻剂的人,他们坐在公园里,痴迷地凝视着天空,显耀他们多么销魂快乐,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受害者,因为血管和大脑神经瞬间收缩而产生对外界必然事物感觉闭合(一种关闭)的幻觉,以为我根本不是杰克·凯鲁亚克,我的出生记录、我家人的出生记录和血统记录、我所拥有的剪报上有关我的运动记录、我自己的笔记本和所出版的书籍,根本都不是真的,全都是谎言;我自己在夜间睡梦中所做的梦根本都不是真的,而是我醒着时候的臆想;我不是“现在的我”,我只是寄居于某人身躯里的一个暗探,假装我是头大象,穿越伊斯坦布尔,后面跟着许多当地人。

所有打橄榄球的人都知道,最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来自沙地球场。比如约翰尼·尤尼塔斯 [7] ,他甚至没进过高中;还有棒球运动中的贝比·鲁斯 [8] 。我们从早期沙地球场练球比赛,发展到进军北部联赛,与以希腊字母命名的校队(北部联盟黑豹队)进行一些令人生畏的血战。很自然,像利奥·布瓦洛那样的加拿大人(此时在我队里)与像苏格拉底·楚利亚斯那样的希腊人正面对阵,那将鲜血飞溅。我亲爱的,那些星期六的早晨,鲜血会像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中一样飞溅。想象一下吧,普特西·克利阿卡罗洛波洛斯试图绕过艾迪博伊或者越过疯牛似冲锋陷阵的阿尔·迪迪埃,在那个尘土飞扬的疯狂球场上顺利推进!这是加拿大人对阵希腊人。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球队后来都成为洛厄尔高中橄榄球队的核心。想象一下吧,我要试图冲过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或者他的弟弟忒勒玛科斯·格林格斯的防守!想象一下吧,克里斯蒂·凯拉基斯试图越过高个阿尔·罗伯茨的手指传球!后来,这些沙地球场的比赛打得那么残酷,星期六早晨我都害怕起床去球场露面。有些比赛在巴特利特初级中学的球场上进行,我们这些小孩悉数到场;有些比赛在德雷克特球场进行,有些在圣丽塔教堂附近的奶牛场进行。还有其他一些来自塞勒姆大街四周的几支比较野蛮的加拿大人球队,他们从不与我们联系,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通过报纸的体育版联络赛事;否则,我想如果他们的球队联合我们的球队,联合城镇周围其他希腊人球队或者甚至波兰人球队或者爱尔兰人球队……啊,我的天哪,换言之,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来形容都不算贴切。

不过,这就当作我在那里学打橄榄球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我想上大学,但不知何种原因,我知道父亲根本付不起学费,结果后来证明家境确实如此。而我呢,一心只想最终能踏进校园,在校园的某个角落抽上一袋烟,身上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套衫,像宾·克罗斯比 [9] 那样,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公牛路,对着女生唱起小夜曲,就像大学生联谊会里传出母校校歌的旋律。这是我们的梦想,在里亚尔图剧院看戏和看电影的过程中慢慢编织起来的梦想。再遥远一些的梦想就是大学毕业,成为保险公司的一名大推销员,戴着灰色毡帽,拎着公文包,在芝加哥下了火车,在月台上在大城市嘈杂喧闹的烟雾和煤烟中兴奋激动地拥抱白肤金发碧眼的妻子。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放在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空气污染和其他污染、行政管理人员的腐败、《时代周刊》的广告,还有如今我们高速公路上汽车呼啸疾驰,数以百万计,沿着环形交通枢纽,进进出出,驶向各个方向,从精神愉悦的一种腐败驶向另一种腐败?随后,我想象自己,大学毕业生,保险业成功人士,在有镶板的别墅里与妻子白头偕老,屋子墙上挂着我在拉布拉多半岛狩猎时成功猎获的一个个驼鹿头,白发苍苍的我从酒柜里取出波旁威士忌,细细品味,我为儿子祝福,接着又一次心脏病大发作(就像现在这样,看来又要心脏病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