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部(第6/10页)

第二年我花了大约整整一年,渴望着去见他,从他那里得到书籍,施本格勒,甚至莎士比亚、蒲柏,整整一年都在吸毒,与他交谈,会见底层社会的人物,他开始把他们作为某种无动机行为 进行研究。

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前后,约翰妮从底特律回到我的身边,我们住在道尔顿楼里,短暂欢愉,随后与她昔日女友琼一起搬到北边的一百一十七号街,并且劝说哈伯德也搬到那里去住,那里有一个空房间,他后来娶琼为妻(我和约翰妮知道他们相互喜欢)。

这是颓废、邪恶、堕落的一年。不仅吸食毒品、吗啡、大麻,那些日子,我们常常服用可怕的安非他明,打开安非他明吸入器,取下湿透的纸,将它卷成一个个有毒的小球,它们会使你浑身冒汗痛苦难忍(我第一次过量尝试它时,三天体重下降了三十磅),而且我们还结交了坏人,时报广场货真价实的小偷进来藏匿从地铁偷窃的口香糖贩卖机,最后藏匿枪支,借用威尔的手枪,或者他的包革金属棍棒,最骇人听闻的是,琼铺着东方褶裥床套的宽大双人床上有足够的空间,我们有时六个人拿着咖啡杯和烟灰缸,懒散地伸开四肢躺着,就这么夜以继日连续几天讨论“资产阶级”的腐朽。

当我从这些无休止的放荡生活中回到奥松公园家里时,已经没有人样了,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我父亲说:“天哪,那个哈伯德和那个欧文·加登终有一天会毁了你。”雪上加霜的是,我父亲已经患了“班替氏病” [25] ,他的腹部每隔两三个礼拜就会鼓起来,不得不去医院抽液。他很快不能再工作了,即将回家等死。癌症。

我从家里带着恐惧奔向“他们”,然后又从“他们”那里奔回家,两边同样都是黑暗冰冷的地方,充满了内疚、罪孽、悔憾、悲伤和绝望。夜晚的黑暗并不太让我感到烦恼,倒是那些人们发明用来照亮他们黑暗的可怕的灯使我不安……我是说街道尽头那盏路灯……

这一年,我完全放弃保持身体健康,当时我在海滩拍摄的一张照片显露出我肌肉松弛的身体。我的头发开始从两侧脱落。我在服用安非他明所产生的消沉幻觉中胡思乱想。一个六英尺高的红发人在我的脸上化了个烙饼妆,我们就这样去了地铁,她就是那个给我过量毒品的女人:她是持枪歹徒的姘妇。我们在某些地铁车站遇见了鬼鬼祟祟的可怕的人物,他们中有些人是地铁“醉汉工作者 [26] ”(在地铁里滚来滚去的醉汉),我们在四十二街拐角处的第八大道上那家邪恶的酒吧里厮混。我自己没有参与任何犯罪活动,但我的确亲眼目睹了许多。对于哈伯德来说,这种经历是观察人会变得多么可怕的老套研究,但是相对于他的空虚,他也在观察人们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里变得如何“敏捷机警”;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浪漫的自我折磨,就像去年秋天我在阁楼里进行“自我根本性”写作时滴血发誓那样。对于欧文来说,这是他创造新的哈特·克莱恩式诗歌的一种新素材,此时他是一名造船厂的工人,偶尔当一回商船海员,沿着海岸去得克萨斯等其他地方。

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回来藏匿一把枪,殊不知,他就是“时报广场的疯狂杀手”,而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几个月后,他在曼哈顿拘留所 [27] 上吊自杀:在这之前,他径直走进一家出售酒类的小店,一枪射杀了店主;事后,另一个贼忍不住把秘密透露了给我,他说因为心里守着这个秘密,他寝食不安。

我可怜的父亲不情愿地见我,他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他经受不住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从洛厄尔“德雷克特猛虎”沙地橄榄球场开始,当时我雄心勃勃想要在橄榄球场和中学里获得成功,然后上大学,“一鸣惊人”。这一切都是战争的一部分,真的,即将到来的冷战的一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琼的现任丈夫哈里·埃文斯穿着军用靴子突然噔噔地走进她公寓套房的过道,他刚刚从德国前线回来,大约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看见我们六个成年人吸食安非他明后神魂颠倒,在那张宽大的“怀疑主义”和“颓废堕落”的双人床上展开四肢懒散地躺着或像猫一样伸展双腿地坐着,讨论虚无的价值观,个个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哈里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一场景惊呆了,说:“我抛头颅洒鲜血就为了你们这种样子?”他妻子叫他走下“品德高地”之类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她离婚了。当然,我们知道同年同月同样的事情也在巴黎和柏林上演,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君特·格拉斯 [28] 、乌韦·约翰松 [29] 、萨特,甚至,当然,奥登和他的《忧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