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四

天刚露明，屯子里远远近近的雄鸡的啼叫还没有停息，工作队的人就一个一个地出门去了。

工作队的十五个人中，十个警卫班战士和张班长，都背着长枪。其余四个人：萧队长、刘胜跟小王，加上萧队长的通讯员万健，都挎着匣子。一早起来，烧了开水喝，吃了点干粮，他们分头出去串门子，找小户，约好下晚回学校汇报，还是集中住在一起。都带了些钱，到哪家，吃哪家，算钱给他。

小王到北头串了几家，往后又走到南头，瞧见一个光腚的孩子，从一扇柳条编制的大门里出来。他迎上去，认识这是昨儿摔倒的那个孩子，小王把他抱起来问道：

“你叫啥？”

“我叫锁住！”小孩回答，用小手去抓小王的匣枪把上浅红的丝带子。

小王又问：

“几岁啦？”

“我妈说我五岁，我爹说，再过两年得放猪啦，爹嫌乎我，老熊我，他说：‘我养不起你啦，你给我滚。’我说：‘我不滚，我要跟我妈，你给我滚。’他就打我一撇子[1]。”

“你爹在家吗？”

“这不是他出来啦？”锁住说。

这时候，一个光着上身的男子，从草屋推开窗纸破碎的格子门，走到院子里来，手里拿一根短烟袋，站在当院。这人三十二三岁模样，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长一脸漆黑的连鬓胡子。他叫赵玉林，外号赵光腚。他一年到头，顾上了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一家三口，都不下炕。夏天，地里庄稼埋住人头的时候，赵玉林媳妇每天不亮天，光着身子跑到地里去干活，直到漆黑才回来。屯子里谁也不知道她光着腚下地。有一天，她在苞米地里铲草，地头有人叫嚷着，她探出头来看是什么事，被人看见了光着的肩膀，从此，赵玉林媳妇光腚下地的事，传遍了屯子。从此，赵光腚的名字被叫开来。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来这屯子打胡子，听说这情形，送了两套灰布军装给赵玉林。赵玉林一家这才穿上了衣裳，才敢让人到屋里坐坐。

“同志，到屋里坐。”赵玉林招呼小王说。

小王抱着锁住，跟赵玉林走进他屋里。一个穿黄布小衫的妇女盘坐在炕头，在用闪亮的苇子编草帽。看见有客人进来，慌忙撂下手里的苇子，要下地来。小王忙说：

“你忙着，快别下来。”小王把小孩放在炕头上，自己就坐在炕沿，拿起赵玉林敬他的烟袋，抽着烟，黄烟的香气喷满一屋子。小王一走进穷苦人家里，就无拘无束的，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似的。他们唠起闲嗑来。由眼前的烟笸箩[2]唠到黄烟，由小日月庄稼[3]谈到今年的苞米。起始，赵玉林光听小王一人说，自己只是“嗯哪，嗯哪”地点头，往后，看到小王懂得好多地里的事情，赵玉林寻思：

“他也是庄稼底子。”

这样一想，赵玉林就不拘束了，女人也跟着随便了。

“你们这儿一垧地，能种多少棵苞米？”小王问。

“一垧一万二千棵，好地能打八九石，岗地也打三四石。”赵玉林说，“这儿地不薄！出粮，可是得侍弄好。‘人勤地不懒’，这话真不假。你要赶这晴天铲了草，再赶上一场雨，就真是啪拉啪拉地长，一夜一个样。到老秋，籽粒实实在在，一颗顶一颗。”

“你要下地吗？”小王慌忙问，怕误他的活。

“不，二遍铲完了。今儿想去碾稗子。”赵玉林说。

“走，咱们一起去。”小王说，他顺手端起放在炕上的一簸箕稗子。

到南头刘德山家里借了碾子，两人就推起来。一边推，一边谈唠着。赵玉林无心地天南地北地闲扯，小王却有意地要在对方不知不觉中来进行自己的了解工作。他要了解这个人，他的心、他的身世、家庭和历史，他也要了解这个屯子里的情形。小王很快取得了赵玉林的信任。他是常常能够很快和庄稼人交上朋友的，因为他自己也吃过劳金，当过半拉子[4]，庄稼地的事，他都明白。

小王名叫王春生，春天生的，他妈就叫他春生。他是松花江北呼兰县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部队的一个营教导员，也有人说他还曾是中央北满地方党的一位区委书记。“民国”二十二年冬，他父亲被伪满县警察署捉住，打得快死时也问不出什么口供，日本鬼子把他和别的三百多个抗联同志一起，一个一个装在麻布袋子里，一个一个在石头上高高举起，又啪嗒摔下，血和脑浆从麻袋里流出来，在麻袋上凝成一片一片的黑疙脂。一个落雪的下晚，日本鬼子用两辆卡车，把这三百多个凝着血泥的麻袋送到冰雪封住的松花江上，挖个冰窟窿，把麻袋一个个丢进江里去了。这时候，王春生还只有五岁。赶到七岁，伪满当局捕捉得更紧，他们跟抗联的大部队又失了联络，一家人不得不四散逃亡。他的叔叔奔关里，他们母子逃西满。母子二人半饥半饿，在凄风苦雨里，流浪好些年。赶十一岁，他给白城子一家地主老张家放猪，十三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官升了一级”，给老张家放马了。十六岁扛大活[5]，因为个子长得小，拿劳金钱时只算半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