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2台 （1968）

1968年9月3日，尼古拉斯·加汉姆在蒙特勒宫为BBC—2台的一档节目采访我。访谈原文刊登在当年10月10日的《听众》上。这次访谈简洁明了，我用它的标题作为本书的书名。

您说过您的小说“没有社会目的，没有道德信息”，那么您的小说的功能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小说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所有小说的功能之一是要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我写的书是一个主观的、特殊的事件。我写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目的，除了把书写出来。我写得很辛苦，长时间地遣词造句，直到我完全拥有这些词语并享受写作的快乐。如果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劳作，那么读得越辛苦，效果就越好。艺术是困难的。容易的艺术是你在现代展览上看到的展品和涂鸦。

在您的作品序言中，您一再嘲讽弗洛伊德是维也纳庸医，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在我的思想一侧容忍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我先前也许说过，但我愿意重复一遍：我讨厌的不是一个医生，而是四个医生：弗洛伊德医生、日瓦戈医生(1)、史怀哲医生和卡斯特罗医生(2)。当然，第一个医生取走了无花果叶，如后来者在解剖室里所说。我无意去梦见那个打着破伞的奥地利怪人的单调乏味的中产阶级之梦。我也要指出，弗洛伊德信条会导致危险的伦理后果，如一个恶劣的凶手，脑子有毛病，但可能被轻判，因为他小时候被妈妈打屁股打得太多或太少——两者都成立。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式喧哗只是一场闹剧，如同用光滑的木头做的、中间有个光滑的洞的怪东西，它什么都不是，除了可以看做一张平庸者瞠目结舌的脸，但它却被说成是一个活着的伟大的洞穴艺术家制作的伟大艺术品。

您正在写的小说，我相信，是关于“时间”的，您怎么看待“时间”？

我的小说新作(3)（现在已经打出八百页了）是一部家族编年史，故事的背景主要是在梦幻般的美国。五个章节中，有一章基于我对时间的看法。我将解剖刀深入到时空，解剖肿块般的空间。我对物理学懂得不多，我也反对爱因斯坦的华而不实的公式，但人们不需要懂得神学才能做一个无神论者。我小说中的两位女性都有爱尔兰和俄国血统。一个女孩的故事占了七百多页的篇幅，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她姐姐跟随我直到快乐的结尾，硕大的生日蛋糕上点燃了九十五根蜡烛。

您能告诉我您欣赏哪个作家并受其影响吗？

我更愿意说说我一见就厌恶的现代作品：少数族裔的郑重其事的历史个案、同性恋者的伤心史、反美的苏维埃说教、穿插下流故事的无赖小说。那倒是自愿接受的分类的好例子——帮派的作品、遗忘的标题、混杂的作者。至于影响，我从来没有受哪个作家影响，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将要死去的，就像我从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文学运动。实际上，我也像是不属于任何界限分明的大陆。我是大西洋上空的一片羽毛，我的天空多么明亮和湛蓝，远离了鸽舍和那些泥鸽。

您似乎对象棋和扑克这类游戏很着迷，这类游戏也似乎对应着一种生活的宿命观，您能解释一下您小说中命运的作用吗？

我将解决这些难题的事留给学术型评论家，留给知识树上的夜莺的歌唱。客观地说，我没有在我的小说中表达什么主要的观念，如命运观，或至少没有什么观念能用少于我的这本或那本书的字数阐述清楚。游戏意味着有他人参与；我对个人的表演感兴趣，如棋题，我以一种永恒的孤独构思棋题。

您的小说常涉及通俗电影和流行小说。您似乎乐于营造这种通俗文化的氛围。您喜欢这些东西吗？它们和您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我厌恶通俗读物，我厌恶戈戈舞(4)，我厌恶丛林音乐(5)，我厌恶写小妞和暴徒的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幻小说。我尤其厌恶粗俗的电影——残疾人在餐桌下强暴修女，或者裸露的姑娘用乳房挤着讨人嫌的年轻男子晒黑的身体。还有，我真的不认为我就比其他作家更经常嘲笑那些流行垃圾，我们都相信：放声大笑是最好的杀虫剂。

流亡国外对您意味着什么？

艺术家总是在流亡之中，尽管他可能从来没有离开祖先的宅门或父辈的教区，这类艺术家常是著名的传记人物，我感觉和他们很亲近；但就更直接的意义来说，对于艺术家，流亡只意味着一件事——他的作品被禁。自从四十三年前我在一家德国公寓的破沙发上写下第一部作品以来，我所有的作品在我的祖国都遭到查禁。这是俄国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

在您所有的小说中，人们觉得想象的生活要比乏味的旧现实更真实。你认为想象、梦幻和现实是截然不同的吗？如果是的，那用什么方式进行分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