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1969）

1969年4月，奥尔登·惠特曼寄来这些问题，并在我七十岁生日前夕来蒙特勒做了一次愉快的访谈。访谈刊登在1969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只有两三个问答没有登出来，我想大概是留给惠特曼或他的继任者日后作《纽约时报》的专刊用。我记下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交谈。

您称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在俄国出生，在英国受教育”。这如何使您成为一个美国作家？

一个美国作家，就眼前的情况来说，意味着这个作家成为美国公民已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而且，它意味着我的所有作品都是首先在美国出版的。它还意味着美国是唯一让我在精神和情感上有归属感的国家。无论正确与否，我都不是那些完美主义者中的一个，他们借助对美国吹毛求疵而发现自己同本地的无赖及妒忌的外国观察者陷于同一个泥潭。我对这个我所移居的国家的赞赏可以轻易避开它的颠簸和缺陷，比起俄国历史上的罪恶深渊，这些颠簸和缺陷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不用说其他更异类的国家了。

在《致我的灵魂》一诗中，您也许形容您自己是“一个外省的自然主义者，一个迷失在天国的怪人”。这似乎可以将您对蝴蝶的兴趣同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如写作联系起来。您觉得您是一个“迷失在天国的怪人”吗？

所谓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心智和感觉会因常人甚至不注意的事物而激动。反之，一般的怪人——这样的怪人哪儿都有——会对邻座夸夸其谈的游客感到沮丧和厌烦。就此而言，我经常感到困惑；但旁人也会因我的在场而感到困惑。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善良的怪人应该知道，那个不停地跟我唠叨房贷率上涨的讨厌的老家伙，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跃尾虫或金龟子的大权威。

飞行和逃亡的梦境在您的许多诗歌和小说中出现，这是您自己曾有过的漂泊生活的反映吗？

部分是的。但事实的古怪在于，在我很小的时候，远在俄国革命和内战所导致的极为无聊的迁徙之前，我就饱受噩梦之苦，梦中经常出现流浪、逃亡和废弃的站台。

在您的哈佛大学经历中，您喜欢（和不喜欢）什么呢？又是什么促使您离开坎布里奇呢？

我的哈佛经历包括在奇妙和难忘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从事昆虫学研究的快乐的七年（1941—1948）和1952年春季学期在纪念堂面对约六百个大学生讲授欧洲小说。除此以外，我还在韦尔斯利教了五六年书，随后，从1948年起，我是康奈尔大学的教师，最后成为俄国文学教授和《洛丽塔》的作者，之后（1959年），我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我很喜欢康奈尔大学。

在美国，您可能因《洛丽塔》而不是其他哪一本小说或诗歌而广为人知。如果有可能的话，您愿意您的哪一本书（诗歌或小说）在美国成为名著？

我并不热衷于追求名声；然而，我认为那些在当今的通俗词典中将“小仙女”（nymphet）定义为“很年轻但性感的女孩”，而没有附加的评论或说明的坏家伙应当受到惩罚。

文学中的性描写是否已经登峰造极？现在这种描写会减弱吗？

我对这个或那个团体活动的社会特性完全不感兴趣。历史上，古代作家的性描写纪录至今未被打破。艺术上，作家写得越脏，他们的作品就越可能成为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就像《米勒的拇指》、《裁缝的痉挛》这类小说。

您怎么看待现代暴力？

我憎恨所有残暴者的暴行，无论是白人或黑人、棕色或红色皮肤。我鄙视红皮肤的无赖及粉红色的傻瓜。

回顾您的生活，真正重要的时刻是哪些？

实际上，每个时刻都重要。昨天收到的来自俄国读者的一封信、去年捕捉到的一只奇妙无比的蝴蝶、1909年学骑自行车。

您如何看待您在还活着的及刚去世的作家中的地位？

我经常想，应该存在一种表示微笑的特殊的印刷符号——如某种凹面标志、一个平躺着的圆括弧，我可以用来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您给自己撰写讣告，您会突出或强调什么以表明您对五十年来文学发展和艺术及美学观的贡献？

就我的情况来说，一部近作（即《爱达》，完成于去年圣诞节）的日落余晖很快就和新计划的朦胧曙光交汇在一起。我的下一本书，带着理想的色彩和色调已经露出晨曦，它似乎要比我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好。我要强调的是，期待所特有的兴奋感就其本质而言，不能理解为讣告性的。

近来有哪些书给您带来阅读的快乐？

现在我很少体验到脊柱的刺痛，而这种刺痛是对一首优秀诗作的唯一有效的反应——如理查德·威尔伯(1)的《抱怨》，一首有关他那位奇妙的公爵夫人的诗（凤凰书店196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