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的象征 （1971）

罗威先生(1)在序言中说：“看来，纳博科夫——部分地通过以下揭示的机制——还会继续使他的读者烦忧不安。”

“以下揭示的机制”是个可爱的说法，暗示它也许超出作者的意图，但不适用于我。本文并不在意回答一个批评家，而是要求他拿走属于他的东西。该书有三个部分。我与头两个部分并无很大的争执，这两个部分题为“关于俄国”和“N作为舞台监督”，然而，我必须强烈抗议题为“性的操纵”的第三部分，其中有许多不得体的荒谬说法。

人们会觉得奇怪，这是否值得罗威先生花时间去展示从《洛丽塔》和《爱达》中找出的色情内容——这就像在《莫比－迪克》(2)中寻找鲸鱼的种种影射。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和关注点。我所反对的是，罗威先生操纵我那些最无辜的用词，以便将色情“象征”引入其中。象征本身总是令我厌恶，我也不厌其烦地反复说过，有一次我如何判一个学生——天哪，这是一个受先前老师欺骗的傻瓜——不及格，因为他写道：简·奥斯丁将树叶描述为“绿色”，因为范尼怀抱希望，因为“绿色”是希望的颜色。学校中的象征主义喧哗能吸引电脑化了的头脑，但摧毁了朴素的智慧和诗的感觉。它使得灵魂苍白。它使所有欣赏乐趣和对艺术着迷的能力变得麻木。罗威先生要我们注意，根据他的斜体字表示，在有关一个瑞典同性恋者的句子——他“有一种令人难堪的manner（举止）”（第148页）——中有一个“男人（man）”，而在“manipulate”（操纵）中也有一个“男人”，然而，谁在意呢？在罗威先生看来，“wickedly folded moth”（有意拢着翅膀的蛾子）暗示“wick”，而如弗洛伊德分子所知，“wick”是男性器官。“I”（我）意味着“eye”，而“eye”代表女性器官。舔铅笔总是涉及你所知道的东西。足球门框暗示外阴口（罗威先生显然看作是方形的）。

我希望与他分享以下秘密：对某种类型的作家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整个段落或一个长句作为独立的有机体存在，有它自己的意象、自己的符咒、自己的花季，然而，异常地珍贵，也异常地脆弱，所以，如果一个外来者，毫无诗意和常识，将虚假的象征强加于它，或实际上篡改它的措辞（见第113页罗威先生愚钝的企图），它的神奇就被妄想取代。那些被罗威先生误认为是学术“象征”的不同词语，假设是由一个白痴般诡秘的小说家有意植入，以让做学问的人忙个不亦乐乎。这些词语不是标签、不是教鞭，当然也不是那个维也纳人家中的垃圾桶，而是栩栩如生的独特描写、隐喻的萌芽和创造性情感的回音。罗威先生犯下的致命错误在于，他在论及“花园”、“水”等常用词汇时，将它们视为抽象概念，而没有意识到，就像《黑暗中的笑声》中给浴缸注水的声音不同于《说吧，记忆》雨中酸橙树的沙沙声一样，《爱达》中的“快乐花园”也不同于《洛丽塔》中的草地。如果我书中的“come”和“part”都用来代表“高潮”和“生殖器”，那就可以想象罗威先生在任何一部法国小说中都能发现低俗的宝藏，因为在这些小说中，经常使用前缀“con”，这样，每一章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女性器官的容器。然而，我认为他的法语不足以享用如此盛宴；他的俄语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他相信“otblesk”（显然与otliv弄混了）意为“低潮”（第111页），或者不存在的“triazh”代表“暴政”（第41页）；而实际上，我所用“tirazh”一词仅仅是一个出版用语，即“发行量”。

人们会指责一个批评家，要是在他的简明词典中找不到“stillicide”和“ganch”，就会得出结论，我发明了这些词；人们会理解，《斩首之邀》的一个沉闷的读者想，那个刽子手对他的受害者产生了同性的恋情，而实际上，那种含情的目光只是反映了一个垂涎一只活鸡的贪吃者的欲望；但我所不能原谅，也确实是一个学者所不为的，是罗威先生将我对韵律的讨论（附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后）扭曲为一股弗洛伊德式废话的洪流，他从而将“韵律长度”理解为勃起，将“押韵”理解为性高潮。更为荒唐的是他检查洛丽塔的阴蒂，声称网球代表睾丸（无疑是一个患白化病巨人的）。说到《说吧，记忆》中的棋题，罗威先生发现，在“配对设置”和“在盒子中摸索一个小卒”这样的用词中有“性类比”——所有这些既是对象棋，也是对棋题作者的一种侮辱。

罗威先生大作的封面别扭地画了一只绕着蜡烛飞舞的蝴蝶。蛾子，而不是蝴蝶才会被烛光吸引，但设计者的错误恰好说明了罗威先生荒谬和恶劣的阐释。他的书会被人阅读和引用，摆放在大图书馆的书架上，与我的书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