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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那几天，我心情特坏，近乎绝望。我开始无缘无故地讨厌这所学校，讨厌它的运作方式，讨厌它的选址：位于优美天然的景色中央，却显得暗淡隐蔽，像个监狱。艾莉森不再写信了，我也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是常理之中的事。外部世界，英国，伦敦，变得虚幻起来，这很荒唐，有时甚至令人害怕。我断断续续与之保持书信联系的两三位牛津朋友，也沉落到地平线之下湮没了。我有偶尔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海外广播的习惯，但这些新闻广播似乎是来自月球的，它们所关注的时局与社会和我已经没有任何联系。难得一见的英国报纸变得越来越像它们自己的系列特写“百年前的今天”。全岛的人似乎都感受到了这种与当代现实隔绝的处境。每天从雅典开来的船出现在东北地平线上之前几个小时，港口的码头上总是挤满了人。尽管他们知道船只停靠五分钟，上船或下船的旅客可能不到五个，他们还是要看。我们仿佛都是囚犯，对获救仍然抱有渺茫的希望。

然而小岛依然十分美丽。临近圣诞节时，天气变得恶劣又严寒。咆哮的蓝色大海卷起巨浪，狠狠地撞击着学校海滩上的砂石。大陆上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白雪。越过波涛滚滚的大海，壮观的白色山肩如同从北斋[12]的画中跳出一般，矗立在西北面。岛上的小山变得更加光秃，更加寂静。我出去散步往往是出于百无聊赖，但每次出去都能发现新的僻静之处，新的地方。但是最后，这一十全十美的自然领域变得令人生畏了。在这片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能利用它，它不适合我。我是城里人，我没有根。我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又无法回到一个更古老的时代。结果我成了一个斯喀戎[13]式的无所归属的人。

圣诞节假期来了。我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游玩。我只能一个人去，好让自己离开学校清静一下。要是艾莉森没有跟上别的男人，我会飞回英国去找她。我曾经考虑过要辞职，但又想到这样打退堂鼓等于承认自己再次失败。我对自己说，只要春天一来，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我一个人在斯巴达过圣诞，独自在皮尔戈斯迎新年。乘船回弗雷泽斯之前，我在雅典待了一天，又去逛了一回妓院。

我很少想艾莉森，但我感觉到她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想要把她抹去，但抹不掉。有时候我想终身不结婚，过隐修生活。有时候我又渴望有一个可以讲话的姑娘。岛上的女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种，灰黄色的脸略显阴郁，和独立教会[14]的教徒一样容易被勾引。倒是有些男学生更吸引人，他们风度高雅，个性鲜明，和刻板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一群穿粉红色制服的蚂蚁，全是从阿诺德的教学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很不一样。我有过和纪德一样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应，因为资产阶级的希腊最痛恨男色关系，阿诺德之流在那里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个谎言）同性恋也可能带来安慰。这不仅是因为孤寂——而是因为在希腊。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英国传统观念在这里显得十分可笑。我是否会做这种社会不可饶恕的事，纯粹是个人的欲望问题，像抽不抽一个新牌子的香烟一样，从道德观点上看，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北边，善和美也许是可以分离的，但在希腊则不然。

现在谈我的诗。我已经开始写诗，写弗雷泽斯岛，写希腊。写诗对于我，从哲学角度看是深刻的，从技术角度看是令人激动的。我越来越梦想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功。我盯着房间的墙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想象好评如潮，著名诗人纷纷给我写信；名望、赞美、更高的名望纷至沓来。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绝妙定义，她说：“诗人与出版无缘”，当一个诗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诗人倒无所谓。这一聊以自慰的文学前景，是我脱离现实构筑起来的，它开始支配我的生活。学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人如果被毫无意义的日常工作所包围，怎么能写出完美的诗歌呢？

但是，三月里一个凄凉的星期天，我对诗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把过去写的希腊文诗歌拿出来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大学生水平，没有节奏，没有结构，平庸的见解，用超量的华美修辞笨拙地加以掩饰。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学在东英格兰写的其他诗歌。它们也不见得好些，甚至更糟。发现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样，几乎把我彻底埋葬。我不是诗人！

这一发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安慰，它带给我的只是极端的愤怒：在同一个脑袋里，进化的精灵竟然允许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写作的极端无能并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惨叫，像兔子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我拿起过去所写的全部诗歌，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发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