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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我没有寄出去，但一次又一次，一夜又一夜，我都想到自杀。我仿佛觉得死亡早已瞄上了我的家庭，先是从我不认识的两个叔父开始，一个死在伊普尔，另一个死在帕斯尚尔，然后轮到我的父母。全都是毫无意义的横死，赌输了。我的处境甚至连艾莉森都不如，她恨生活，我恨自己。我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我属于虚无，属于乌有。我仿佛觉得，我所能创造的就只剩下我自己的死亡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仍然认为，我的死亡可能会使认识我的每一个人受到指责。它将证实我全部的玩世不恭，它将证明我全部的孤独自私，它将成为最后的黑色胜利，留在人们记忆里。

学期结束前一天，我感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学校的看门人有一把老式的十二毫米口径的枪，有一次他曾主动提出要借给我，如果我想去山里打猎的话。我去向他借枪，他很高兴，往我口袋里塞满了子弹。松树林里到处都有鹌鹑。

我走上学校背后的一条隘谷，爬到一个小山口，进了树林。我很快置身于树荫之中。北边，在水那方，阳光下依然是那片金色的大陆。空气很轻很温暖，天空呈耀眼的蓝色。山上离我很远的地方，可以听到有人赶着羊群回村的铃声。我走了一段时间，像是在寻找一个自我解脱的合适地方。我必须保证不能让别人看见。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布满乱石的山谷。

我装上一发子弹，坐在地上，靠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在我周围到处有麝香兰从松针中露出来。我把枪倒过来，往枪管里看，往那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黑色圆管里看。我计算了自己的脑袋应该摆放的角度。我把枪筒顶在右眼上，转头，这样子弹就会像黑色的闪电穿过我的大脑，把我的后脑勺炸开。我把手伸向扳机——这全是试验，排练——发现不容易扳得着。因为尽力前倾，我想在最后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可能偏离原来的位置，把整个计划搅黄了。于是我找来了一段树枝，刚好可以插在扳机和扳机护圈之间。我把子弹退出来，把树枝插进去，然后坐下来，把枪放在双膝之间，脚底放在树枝上，枪口离我的眼睛一英寸。脚一踩，咔嚓一声，简单极了。我重新装上了子弹。

后山上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声音，一定是赶羊群下山的。她正纵声歌唱，无拘无束的声音喊到了最高限度。听不出她唱的是哪首歌，歌声时断时续，是土耳其的民歌，这歌声听起来似曾相识，但不是在这个地方。记得有一天，我听到学校后山上有人唱歌，声音和这个姑娘很相似。歌声飘落到教室里，引得学生们咯咯地笑。但是此刻歌声似乎非常神秘，是孤寂和痛苦的心声，相形之下，我自己的孤寂和痛苦显得渺小、荒唐。我坐着，把枪横放在双膝上，歌声透过夜空飘落下来，我一时无法动弹。我不知道她唱了多久，但是天黑下来了，大海的颜色逐渐淡化成珍珠灰。群山上方，在落日依然强烈的照耀下，高空中有粉红色的条状云彩。整个陆地和大海都容纳了阳光，似乎阳光就是温暖，即使热源移开了，热气也不会立即消失。姑娘朝着村子的方向移动，歌声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了。

我再次举起枪来，把枪口对准自己。树枝插进去了，只等我的脚往下猛地一踩。空中非常寂静。我可以听到从雅典开来的船在许多英里之外鸣汽笛，正朝着小岛开来。但这汽笛声像在一个真空之外。现在是死亡时刻。

我什么也没做。我在等待。西边群山上空，晚霞由很淡的黄色逐渐变成有光亮的淡绿色，然后又变成清澈彩色玻璃般的蓝色。我等待，我继续等待，我听见轮船的汽笛声更近了。我在等待最后的决心，我在等待黑色的时刻的到来，好抬起我的脚往下一踩。但我不能。我一直感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上演这一幕是为了某一个人。这种行动必须是自发的，纯洁的，道德的，才可取。在这凉丝丝的春夜里，我的头脑逐渐为一个想法所占据：我即将采取的行动不属于道德范畴，而基本上属于审美范畴。我是要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意义深长的、和谐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追求的是象征性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是一种可以留在记忆中的死亡，不是真正自杀后的真正死亡，不是消灭肉体的死亡。

声音，光线，天空。

天开始黑下来了，雅典轮船的汽笛声逐渐远去，我仍然坐在地上抽烟，枪就放在我身旁。我对自己重新作了评价。我明白，从此以后，我将永远被人鄙视。我过去一向十分消沉，现在依然如此，但我同时一向很虚伪，今后仍将如此，用存在主义的语言叫作不可信。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自杀，我知道自己想继续保持自尊心，无论我变得多么虚假，病得多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