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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紧闭。三个看热闹的继续盯着我，看我试着开门，敲门，又试，又敲，后来又叫她的名字。

老头向我走过来。

出了什么事？

我做了个鬼脸，低声抱怨天热。

他回过头去向另外两个人重述了我的话，此举纯属多余。那女人说了声啊，天热，似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他们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我又试了一次，透过木头窗格喊她的名字。我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对三个希腊人耸耸肩，回到楼下去。十分钟后，我又跑到楼上去。接下去的一小时，我又上去四五次。门一直关着，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要求服务生八点钟把我叫醒，他果然准时做到。我立即穿好衣服，到她房间去。我敲门，没有回应。我一拧门把手，门就开了。她在床上睡过，但是艾莉森和她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我直接跑到楼下的接待处去。一位戴眼镜的胆怯老头坐在柜台后面，他是旅馆老板的父亲。他到过美国，英语讲得很好。

“你认得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她今天早上出去了吗？”

“是的，她出去了。”

“什么时间？”

他抬头看钟。“大约一小时以前出去的。她留下了这个。她说等你下来的时候交给你。”

是一个信封，上面潦草地写着我的名字：尼·于尔菲。

“她没有说她要到哪里去吗？”

“她付完账就走了。”从他注视我的那副模样，我看得出他昨天晚上听到了尖叫声，起码是听说了。

“可是我说过我要付的呀。”

“我说了。我告诉她了。”

“见鬼。”

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说：“嘿，你知道美国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吗？海很大，鱼很多。听说过吗？海很大，鱼很多。”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信打开。信写得很潦草，是临走前最后一刻才决定写的。

你想想，如果你回到岛上，老头不见了，姑娘不见了，神秘的娱乐和游戏也没有了，整幢别墅永远关闭了，将会是一番什么情景。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大约十点钟，我打电话到机场。艾莉森还没有回去，当天下午五点飞伦敦的航班起飞之前她不会回去。十一点半我的船要开了，我又打了一次，回答是一样的。船上挤满了回到岛上去的学生，船从码头开出的时候，我扫视了一下码头上的人群，有送行的父母亲属，也有看热闹的。我以为她也可能在人群当中看，但是如果她真的来了，我也看不见她。

比雷埃夫斯临海的一面是工业区，很难看。船朝南开，驶向埃伊纳岛轮廓清晰的蓝色山峰，背后的城市逐渐远去。我到酒吧去，要了一大杯茴香烈酒，那是船上唯一不让学生光顾的地方。我干净利落地喝了一口，心中痛苦地为自己祝福。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是一条艰难、危险而又充满诗意的道路，而且是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个号码上，尽管我听到艾莉森咬牙切齿地把它倒过来说，说成“号码一”[60]，用来骂我极端自私。

有人悄悄地溜到我身边的凳子上坐下来，原来是迪米特里艾兹。他拍手叫酒吧服务员。

“买杯酒给我喝，你这古怪的英国人。我要给你讲讲我过了个痛快无比的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