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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我又收到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信封口盖上印有一只小黑鹰，是巴克莱银行的标志。

亲爱的于尔菲先生：

谢谢你接受两位福尔摩斯小姐的推荐给我写了信。我很荣幸给你寄去一张表格，请你填好后寄回给我，还有一本小册子，详细说明我们为海外顾客提供的各种特殊服务。

你真诚的

P.J.费恩经理

我看完信，抬起头来，望着坐在饭桌对面学生的眼睛，对他露出一丝微笑，像一个不老实的扑克选手压抑不住的笑。

半小时后，我又钻进了无风的森林，直奔中央山脊。天气炎热，群山变得若虚若幻，东边的许多小岛随着水波的起伏似乎在颤动，微微闪光，形成一种奇特的光学幻景，好像一些旋转的陀螺。当我走到能看见南边海面的地方时，我的心激烈跳动起来。游艇又出现了，这对我来说犹如绝处逢生。我又移到一个既有树荫又能俯瞰布拉尼的地方，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感觉像是在地狱边缘上，一方面是艾莉森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的脑海，另一方面是现在朱莉的身份已经得到证实，而且她就在阳光下海面上的游艇里，我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两天来，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艾莉森死亡的事实，也就是说，逐渐从道德的角度转换为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样就变得比较容易面对了。

这种邪恶的转换其实就是把真正的自责偷换成伪装的自我宽恕。自责就是相信我们所引发的痛苦应该使我们变得更高尚，或者从此减少一些卑鄙。自我宽恕则是相信痛苦在一定意义上能使生活变得更高尚，因此，通过一种荒谬的逻辑演算，痛苦的产生与生活的高尚化相等，或者至少与生活得到丰富的程度相等。这就是典型的二十世纪逻辑，从内容退到形式，从意义退到表象，从道德退到美学，从水退到浪。想到这里，我因艾莉森之死而感到自责的痛苦减轻了，心也变硬了，决定到了布拉尼什么也不说。我仍然决心告诉朱莉，但要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等到忏悔和它所引起的同情心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时候。

我在离开之前，取出那封用巴克莱银行专用信笺写的信，又看了一遍。其结果是我对康奇斯的态度比原先想的更宽容了。现在我对双方有一点最后的小掩饰都不加反对了。

情况跟第一次到布拉尼一样：不请自到，缺乏信心；我进了大门，向阳光下寂静神秘的别墅靠近，来到柱廊，茶桌用麦斯林纱布罩着，一切如旧。没见到一个人。透过拱门可见大海，热浪滚滚；脚下是花砖地，一片静寂；等待。

由于种种原因，我情绪紧张，这也跟头一次一样。我把行李袋放在藤沙发上，走进音乐室。一个人从古钢琴后面站起来，仿佛他早就坐在那里等着。我们谁也没说话。

“你认定我会来吗？”

“是的。”

“尽管你给我写了那样的信？”

他盯着我看，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我手上——十天前我路遇那伙纳粹官兵与之搏斗手上负了伤，虽然已经结了疤，但还留有红药水的痕迹，是学校护士给涂的。

“你可得小心，别染上破伤风。”

我阴冷一笑：“我打算让它染上。”

他不做任何道歉，也不做任何解释，甚至不回答我的问题。情况很清楚，不管他对两位姑娘交了什么底，他还是打算把对我的欺骗继续进行下去。我从他背后透过窗户看见玛丽亚端着盘子走过。我还看见了别的东西。摆放淫秽古董的柜子里“莉莉”的旧照片不见了。我把行李袋放在地板上，双臂在胸前一挽，又对他淡然一笑。

“前天我跟巴尔巴·迪米特雷基谈过一次。”

“哦。”

“我总算知道了，跟我一样的受害者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受害者？”

“没有选择余地就被迫接受痛苦的人都是受害者。”

“听起来倒像是给人下了个绝妙的定义。”

“我更想给自认为是上帝的人下个定义。”

最后他笑了。我的话显然是在讽刺他，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恭维。他绕过古钢琴向我走来。

“让我看看你这只手。”我不耐烦地把手抬起来。各指关节严重擦伤，但大多已愈合。他仔细看过之后，问是否伴有败血症。接着他望着我的眼睛。“这不是有意的。这一点你至少总该接受吧？”

“我再也不接受任何东西了，康奇斯先生，事实真相除外。”

“不知道真相你可能会更快乐。”

“我愿意冒这个险。”

他仔细端详我的眼神，然后稍一耸肩。

“很好。咱们吃茶点吧。”

我跟他走到柱廊上去。他站着倒茶，颇不耐烦地挥手叫我坐在他对面。我坐下来，他又挥手指向食物：“请。”我拿起一块三明治，但没吃之前先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