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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一阵沉默。

“那些年一定使你的哲学陷入了困境。还有你的微笑。”

“恰恰相反。那种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是幽默。它是自由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自由，才会有微笑。只有完全预先命定的世界才会没有微笑。最后，只有自己变成受害者，才能逃脱最终沦为笑柄的下场——最终你会发现，平时不断地从各种事件中溜走，实际上你已经溜出了生活。你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再自由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以后亦复如此。他把话题转向手里的文件。“最后我想让你看看安东写的报告。”

我看到装订好的一小叠纸。标题页是用德文写的。

“后面附有英文译文。”

我翻到后面。标题是：

关于迪特里奇·温梅尔校官指挥的德国占领军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在弗雷泽斯岛上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报告

我翻过一页。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位于弗雷泽斯岛南岸布拉尼岬角的阿戈利斯指挥部第十观察所四名不当班的士兵获准下海游泳。十二时四十五分……

康奇斯说：“读最后一段。”

我以上帝和我以为神圣的一切东西的名义发誓，上述事件的描述精确真实。我亲眼目睹一切，但我袖手旁观，为此我引咎自杀。

我抬起头来。“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

“不。除非你认为自杀是好事。但它并不是好事。绝望是一种病，和温梅尔的病一样严重。”我突然想起了布莱克——他说什么来着，“宁愿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也不让他长大了愿望得不到实现”。以前我经常用这句话来诱骗自己，同时也诱骗别人。康奇斯接着说，“你必须拿定主意，尼古拉斯。要么投奔游击队员，那个只知道一个字的杀人凶手；要么投奔安东。先观望后绝望。或者先绝望后观望。前者是肉体自杀，后者是精神上的自杀。”

“我仍对他抱有同情。”

“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觉得应该如此吗？”

我想念艾莉森，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同情她，就像同情出现在几英尺影片上的那位不认识的德国人一样。这也许是一种羡慕，实际上是一种妒忌，妒忌人家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两个人都已绝望至极，无法再观望下去了。而我却是精神自杀。

我说：“是的。他无法自拔。”

“你有病。你靠死亡活着，而不是靠生命。”

“这是看法问题。”

“不。是信念问题。因为我对你讲的这个事件是唯一的欧洲传奇故事，它代表欧洲的现状。一个温梅尔校官。一个不知名的反抗分子。一个安东夹在中间，来不及采取行动自杀了，像个孩子。”

“也许我别无选择。”

他望着我，但没说什么。当时我感受到他的能量、残忍、无情，以及对我的愚蠢、忧郁、自私的不耐烦。他的仇恨不仅是冲着我的，而且是针对他认为我所代表的一切：在生活中被动、放弃机会，具有英国人的特点。他像是一个想改变一切的人，但做不到，为自己的无能而恼怒，只能找到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出气，或试图改变我的看法，或对我表示厌恶。

最后我垂下了眼睛：“你以为我是又一个安东。你是要我做这样的理解吗？”

“你是个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对自由的理解越多，你拥有的自由就越少。”

我试图理解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我太急于讨好你是吗？”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拿起文件夹，“现在我建议睡觉。”

我表示抗议：“你不能这样对待别人。似乎我们全都是村民，你可以随意枪杀，以证明你某种抽象的自由理论。”

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只要你抱有现在的自由观，拿枪去执行死刑的就是你。”

我又想起艾莉森，竭力不去想她。

“是什么使你如此肯定你了解我的真实自我？”

“我并没有这样说。我多少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了解它，并据此作出我的判断。”

“你的确认为你就是上帝，不是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没有回答。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不妨那么认为。我轻轻哼了一声，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

“现在你要我干什么？收拾好行李，走回学校去？”

出乎预料，这话似乎使他收敛了一点。他在回答之前稍显犹豫，接着泄露了天机。

“随你的便。明天早上有个小小的最后仪式，不过并不重要。”

“那好，我不想错过。”

我仰头干巴巴地冲着他笑，他若有所思地稍一点头。

“祝你晚安。”我转过身，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但他走到音乐室门口停住了。“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人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