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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九五三年实验的对象属于半知识分子内向型一类。他的人格模式虽然非常适合我们的要求，但是他没有其他附带的兴趣。他的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消极：缺乏社会内容。

“这种态度的动机来自没有完全解开的恋母情结。实验对象表现出对权威，尤其是男性权威既恐惧又恼火的典型症状，同时伴有常见的基本症候群：对女人持矛盾态度，既把她们当作自己的欲望对象，又认为她们背叛了他，因此便对她们进行报复和反背叛。

“时间不允许我们对实验对象离开母亲的子宫和乳房所产生的特定心理创伤进行调查，但是他身上逐步形成的代偿机制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十分常见，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脱离母亲的乳房时曾有一段时间焦虑不安；而且由于他父亲在军旅生涯中经常出现紧急事务，他很早就认同了父亲的男性分离者角色——在我们的实验中，康奇斯博士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实验对象一直不能接受口欲满足和母亲保护的丧失，这就使他在感情问题上和整个生活中采取了自体性行为的态度。他和阿德勒[97]所描绘的无兄弟的人格特征相吻合。

“实验对象已经在性和情感方面对不少年轻女人构成侵害。据马克斯韦尔博士分析，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强调并展示自己的孤寂和不愉快，简言之，就是扮演一个寻找失去的母亲的小男孩角色。他用这种方式激发出受害者被压抑的母亲的本能，然后用半乱伦的无情手法对这种本能加以利用。

“在他的心目中，上帝是父亲式的人物，他以一种挑衅的态度拒不相信上帝。

“他不断把自己置于孤立的环境之中。他想解决和母亲分离时产生的焦虑，只好把自己变成叛逆者和局外人。他这种追求孤立的潜意识倾向，是想为自己侵害女人找到一个正当理由，同时也为自己脱离不利于实现自我满足基本需要的群体辩解。

“实验对象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民族背景都无助于他自身问题的解决。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由于父亲实行专制统治，家里有许多禁忌。在他的国家里，他的地位相当于职业中产阶级，也就是兹维厄曼所说的技术资产阶级，他当然会顽固坚持这样的统治。实验对象有一次对马克斯韦尔博士报告说，‘我在整个青春期不得不过两种生活。’这是一个外行人对由环境引起，最终自觉诱发的类精神分裂的生动描绘。用卡伦·霍妮一句著名的话来表述，就是‘把疯狂当作一种润滑剂’。

“实验对象离开大学之后，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他无法容忍的环境之中——一所昂贵的私立学校，那可是个为社会培养他所痛恨的父权统治和专制统治意识的地方。后来他理所当然会觉得自己非离开学校、非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可，于是成了一个流亡者，但是他又再次选择了一个肯定会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敌对因素的环境——弗雷泽斯岛上的学校。在那里，他在学术上没有多少施展本领的天地，跟同事和学生的关系也搞不好。

“总而言之，他在行为上是强迫性重复行为的受害者，而他自己却不知晓。在每一个环境中，他都刻意寻找一些因素让自己感到孤立，为自己制造借口，从有意义的社会责任和关系中撤出来，重新退回到婴儿期自我满足受挫的状态中去。现阶段，这种孤僻的回归现象表现为上面提及的与年轻女人搞恋爱。虽然他以前曾经尝试用艺术创作来解决问题，但明显已遭到失败。我们可以预言，他还会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而且将会出现这样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活模式：过分尊重反对崇拜偶像的先锋派艺术，蔑视传统，在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同情反叛者和行为不规范者。

“正如康奇斯博士在他的《世纪中期的尴尬处境》中所说：‘没有反叛天赋的反叛者注定要变成雄蜂。这个比喻还是不够准确，因为雄蜂至少还有一个让蜂后受精的小小机会，而人类的反叛——雄蜂却连这个小小的机会都被剥夺，最后很可能发现自己一事无成，不仅没有蜂后生活上的辉煌成功，在人类的蜂巢中甚至连工蜂的小小满足都得不到。这样的一个人最终将变成蜂蜡，成为纯粹的印象接受者。这种状况恰好是对他的人生基本动力——反叛——的否定。难怪许多这样的反叛失败者，从反叛者变成了自觉的雄蜂，在中年时期发现自己容易受知识界时尚的影响，便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架势，但最终还是掩盖不了他们感到被生活背叛的偏执意识。’”

她在宣读的时候，坐在桌边的听众神态各异，有的望着她，有的陷入沉思。莉莉是最注意听的人之一。“学生们”飞快地做笔记。我始终凝视着宣读报告的女人，她只顾读，从头至尾没看我一眼。我憋了一肚子气，恨透了他们所有的人。她所说的内容有些确是实情，但是我知道，即便是实情，也没有任何理由拿来这样进行公开分析，没有任何理由能为莉莉的行为辩护——因为写这份分析报告的基础“材料”多数是她提供的。我愤怒地盯着她，但她不敢抬起头来。我知道报告是谁写的，其中康奇斯的痕迹太多了。他的新面具骗不了我。他仍然是主持人，幕后操纵者，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