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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皮包夹在腋窝里，走出旅馆去瞧放烟火的热闹。对他来说，在一个有关爆炸力的会议结束时，放一阵便宜的、好玩的、完全无害的烟火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海滨木板道上已经摆放了让观众坐的折叠椅子。烟火是从沙滩上的一排迫击炮发射出来的。他听见烟花炮弹脱落下弹壳的声响，望着一道灰烬燃烧的明亮的抛物线轨道冉冉升空，滑过星空。白灼的光发出一阵巨大声响—他们要过一会儿才能听到那声响—然后便现出摇曳的金色旗幡。旗幡弯曲像大腿一般，最终演化成彩色斑斓的无声火球。所有这一切美景都映在旅馆窗户的玻璃上了，那些礼品店的店主们抬起脸欣赏这精巧的一幕，那一张张脸庞看上去漂亮又朴实。零零散散地响起阵阵掌声，那是令人感动的礼貌与热情的表现，就像人们在听到舞蹈音乐结束时鼓掌一样。在薄暮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那袅袅的黑烟，黑烟不断变更形状，最终飘散到大海里去了。科弗利安坐下来，一派闲适，倾听那一排排迫击炮炮弹重新响起，欣赏那灰烬延续的抛物线，火星熠熠闪烁的光弧，盛开的彩色绚丽的花朵，数百人的赞叹、唏嘘，以及那彬彬有礼的掌声。这场烟火礼花表演以一阵排炮结束，那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模仿战争，魔鬼般的鼓声响起，旅馆数千扇窗户玻璃都燃烧起白色火焰的光来。最后一声爆炸震动了海滨木板道，却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便是犹如在舞蹈学校般的捧场的阵阵掌声。他起身回旅馆去了。当他回到旅馆房间，他不禁纳闷房间是否被抢劫了。所有的抽屉都被打开了，衣服散落在椅子上，但是他估摸他并不是一个整洁的旅行者，也就并不在意了。他双手抱着皮包睡了。

上午，他就像姑娘们抱着她们的书本一样在胸口抱着皮包，从大西洋城搭乘飞机到一座国际机场，在那儿等待飞往西部的飞机。一方面是圣博托尔夫斯火车站抵达与离开的熙熙攘攘的人群，空气中充斥着煤气、地板漆和厕所的味道。候车室黑黝黝的，在那儿，似乎有一种夸张的力量征服了候车旅客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这顶楼或者说宫殿般的机场候机室，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满布乌云的天空，在那里，宽敞、效率和人造皮革的味道似乎并没有拓宽而是缩小了旅客之间相互的认知。科弗利搭乘的飞机原定于两点钟起飞，但到三点一刻他们仍然等候在登舱门前。有一些旅客开始叽里咕噜抱怨起来了，有两三个旅客带着一份午报，报道说在科罗拉多发生空难，死亡七十三人。难道发生空难的飞机正是他们在等候的吗？他们这些站立在昏暗的落日余晖中的人得到非凡的怜悯了吗？他们的生命得救了吗？科弗利走到问询处，询问有关这次航班的信息。问的问题当然是非常有技巧的，但机场职员回应时脸色阴郁，仿佛购买一张机票就是让你谦卑地在黑暗中闲步似的。“有一点儿误点，”他不情愿地说，“也许发动机发生了毛病，要不就是连接的欧洲航班误点了。三点半之前你不可能登机。”科弗利为他如此赏脸而感谢了他，便信步踏上楼梯去了酒吧。在门右边镀金的架子上挂着一幅一位漂亮歌星穿着晚礼服的照片，她是那些在酒吧门槛边或者旅馆餐厅边向我们微笑的成千小姐的代表，不过，她不到九点是不会来的，眼下可能正在睡觉，或者拿着她要洗的衣物到自助洗衣店去。

酒吧里播放着背景音乐，酒保穿着军队制服。科弗利在一条长凳上坐下，要了一杯啤酒。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男人正闲适地兀自在凳子上摇晃着。“你到哪儿去？”他问道。

“丹佛。”

“我也去丹佛，”陌生人惊呼道，在科弗利背脊上拍了一下，“在前往丹佛的路上，我已经花了三天的时间了。”

“是这样的，”酒保说，“他错过了八班航班。是八班吧？”

“八班，”陌生人说，“因为我爱我的妻子。我妻子在丹佛，我是这么地爱她，以至于我上不了飞机。”

“照顾了我们的买卖。”酒吧老板说。

在酒吧一端阴暗处，两个头发染成黄色、一眼瞧上去就知道是同性恋的人在喝朗姆酒。有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吃午饭，用广告式的语言在交谈。那似乎是一场家庭笑话。

“哎呀！”母亲惊呼道，“请尝一尝一口一块的爱达荷白火鸡肉，用核黄素调料，美味无比。”

“我喜欢那脆生生的、吃起来嘎嘎响的土豆片，”男孩说，“土豆片在有利健康的红外线炉中烧烤成金黄色，再撒上进口的盐。”

“我喜欢一尘不染的厕所，”姑娘说，“在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监督下运行，并为了我们的舒适、方便和安心而贴上卫生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