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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午回到旅馆，霍诺拉发现诺曼·约翰逊在大厅里等着她。“哦，沃普萧小姐，”他说，“哦，见到你多好呀。见到任何能说英语的人多好呀。人们告诉我，这些人都在学校学过英语，但是我见过的大部分人只说意大利语。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吗？”他打开他的皮包，给她看引渡她的命令、特拉弗廷巡回法庭所做的罪行指控的复写件和一个没收她所有财产的命令。虽然他手中握有这些权威文件，他仍然面露羞色，轮到她来为他感到遗憾。“别担心，”她说，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膝盖，“别为我担忧。全是我的错。我总是非常惧怕那可怜的农场。我一辈子都在惧怕那可怜的农场，即使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当勃勒塔尼夫人开车送我去看秋叶的风光，当我们经过那可怜的农场时，我总是闭上我的眼睛，我是那么地怕它。然而现在我思乡了，我想回去。我将去银行取我的钱，我们一块儿去乘那飞行的机器回去。”

他们一块儿走到运通办公室，并不是作为看守和罪犯，而是作为亲密的朋友。他等在楼下，她去关闭账户，来到他的跟前时手中提拎着一大捆两万里拉的钞票。“让我叫一辆出租车，”他说，“你不能那样在大街上走。有人会抢劫你的。”他们走上了西班牙广场。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在弗雷杰内区里，双体船装着轮子，浴室都关了门，忧郁的光洒在橄榄树叶上，鱼汤广告要么掉了下来，要么摇摇欲坠悬挂在一根钉子上。燕子飞走了。在罗马，太阳底下很热，阴凉地方很冷。那柔和的、明亮的光辉给这拥挤的古老城市增添了一种古怪的潮水色彩，仿佛在古代台伯河黑色的潮水就漫过它的堤岸染黑了建筑物和教堂基底以下的部分，而基底以上的石灰仍然是雪白的，甚至在这么多年以后，缝隙上葳蕤地生长起厚厚的野草和马槟榔，它们看上去与阴毛是如此相像，给这著名的广场一种苍老的面貌。美国人在运通办公室周围溜达，阅读来自甜蜜家乡的新闻。大部分新闻似乎充满了幽默感，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阅读的时候都时不时地忍俊不禁了。和意大利人不同，他们散步时举步的样子仿佛是踩在值得纪念的、有明确界限的土地上—如网球场，海滩，被开垦的处女地—他们那一副似乎对变化、死亡、时光的流逝毫无准备的样子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当霍诺拉走进广场时，广场上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她抬头望一望天空。一位丹麦的游客正在西班牙台阶上给她的丈夫拍照留念。一位美国水手正在喷泉边将他的脑袋浸在水中。纪念圣母马利亚的纪念碑前摆放着鲜花。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金盏花的馥郁香味。十六个德国游客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呷饮咖啡。上午十一点十八分了。

一个光脚丫、穿着破旧的绿色衣服的乞丐抱着一个婴儿走近霍诺拉。她给了她一张一里拉钞票。她还分发一里拉钞票给一名系着条纹围裙的男子，一个穿白色外套、手中托着咖啡盘的小孩，一个外衣领口紧扣在喉咙那儿的漂亮妓女，一个戴着一顶像废纸篓的帽子的佝偻女人，三个穿玫瑰红袍子的德国牧师，三个穿黑色袍子的耶稣会会士（那袍子的绲边是紫色的），六个光脚丫的圣方济修士，六个修女，三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罗马少女质地拙劣的黑色制服），一个来自纪念品商店的店员，一个美发师，一个理发师，一个男妓，三个职员（手上还沾着政府办公室蓝色印泥的污垢），一个失意的侯爵夫人（破旧的手提包里塞满了早已易主的别墅、房子、马匹和狗的照片），一个小提琴手、一个大号手、一个大提琴手（他们正在前往雅典娜大道排演厅的路上），一个扒手，一个神学院学生，一个古玩商人，一个窃贼，一个傻瓜，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个正在寻找工作的西西里人，一个下班的警察，一个厨师，一个保姆，一个美国小说家，一个英国侍者，一个黑人击鼓手，一个医疗设备供应商，还有三个卖花的。她发放钞票的过程中没一丁点儿慈善的意味。她心中压根没有想到她的钱有用。她散发钞票的冲动就像她爱看火一样根深蒂固，她自私地追求沉醉在干脆利落、轻松和有用中的感觉。金钱是肮脏的，这是她的洗礼。

这时候，广场的屋顶上站满了人。运通办公室的一个职员从窗户爬出来，滑到遮篷上，跳到人行道上，一下子扑倒在霍诺拉的脚边。围观者站在齐膝深的喷泉水池中。几个荷枪的警察来到康多提大道。霍诺拉转过身子爬上了阶梯。数千人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呼喊着祝福她，至于万世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