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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在夏季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工作。秋天，他母亲的哥哥哈里到纽约开会顺道来拜访他们。他是一个令人愉悦的、魁梧的人，在托莱多经营给船舶供应食品和必需品的生意。他能够通过自己作为一个向船舶供应食品的商人身份帮助埃米尔在船上找到一份无执照水手的活儿。这船将航行到鹿特丹或者那不勒斯。埃米尔对此打算马上表示同意。当舅舅回到托莱多，他写信来说，埃米尔将在周末在珍妮特·伦克尔号船上当一个舱面水手。

埃米尔在帕塞尼亚一家旅游公司买了前往托莱多的公共汽车车票，跟母亲道了别，到了纽约。公共汽车那晚预计九点钟出发，但是在八点钟，月台上已经有十多个等车的乘客了。他们是游客。根据他们华丽的衣服和饰物、腼腆的面容和崭新的箱包，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游客。每一个种族似乎都有他们固有的地域、战场、坟墓或者教堂。在那儿，他们民族的精髓或者目的得到最精确的展现。他们国家的火车车站、机场、公共汽车站和码头似乎是让国人感觉到他们最伟大之处的地方。他们大部分人都穿戴得仿佛他们的目的地是对个人节俭行为进行道德评判的公堂。他们穿的鞋子夹脚，手套紧绷在手上，头顶上的饰物沉甸甸的。他们穿着如此谨慎，似乎表明他们仍然记得—无论是多么模糊—关于旅游的古老传说—忒修斯和牛头人身怪物弥诺陶 [49] 。他们的眼神毫无抵御能力，仿佛在两个道德败坏的人之间交换一下眼色就会让人坠入性欲的深渊，所以，他们目不斜视，只瞧着自己、箱包、脚底下的路面或者月台上还没有亮灯的广告牌。八点四十分时，广告牌亮灯了，亮出托4莱4多4。他们开始蠢动，站立起来，往前推搡，脸庞上被洒满灯光，仿佛帷幕刚刚拉开，新的生活开始了，一个紧迫而美丽的天堂展现了似的，虽然实际上展示的仅仅是泽西的沼地、通宵营业的饭馆、俄亥俄州的平原和一些困扰人的梦魇。公共汽车的车窗染上了绿色，车驶出纽约城，所有的街灯都是绿的，仿佛整个世界是一个公园。

他睡得很好，天亮才醒来。这一天车在俄亥俄奔驶。绿色的窗玻璃把景致都糟蹋了，仿佛太阳变得冷冰冰的了，仿佛这是地球上生命的末日了。在这种诡秘的光线中，人们在搭乘便车，在田野上割草，在售卖旧车。薄暮时分，火车抵达托莱多的郊区，他以为自己回到帕塞尼亚了。那儿有卖汉堡和新鲜蔬菜的小摊，销售旧车的地段挂着彩灯，有一家猫狗医院，一个穿着游泳衣裤的女人推着一台汽油割草机除草，一个怀孕的女人在晾晒洗好的衣物。他注意到榆树与枫树和家乡的一样，田野上生长着野胡萝卜。直到汽车到达市中心，你才明白这到底是家乡帕塞尼亚还是托莱多。

其他的旅客散坐着，埃米尔拎着衣箱站在角落里。他想，那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馥郁的草香。这也许是从附近农场或者湖区吹拂来的。华灯初上，商店的橱窗也亮着灯，然而，天上仍然有一抹玫瑰色的落日晚霞的余晖，他于此感到一阵激动。在棒球场，在联赛的第四或第五局时，当天际还是一片蔚蓝色，他们会开灯，这时，他总是会感到这同样的激动之情。天气压根不冷，但是他却打起寒战来，仿佛在这时，在这个平坦广袤的平原上，在空气中浮荡着一丝隐约的寒意。他询问警察如何前往联邦大厦。那要走很长一段路。日光渐渐从大楼的屋际和天空中隐退了，他漫步在店铺、饭馆和酒吧的华灯中。他到达联邦大厦时，大厦里已经没有人了，大厦的墙面髹漆成绿色，地板上了清漆，摆放着让人等待时坐的长凳。在一扇窗户后面的一个人拿了他三十美元，说他舅舅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晚上，他们将搭乘轮船，在轮船装完货后上船。他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待船员来上班。

最早来的是厨师，一个小矮个儿，穿着褐色的西装。他跟窗户后面的朋友打招呼，跟埃米尔做了自我介绍。他的皮肤呈灰黄色，鼻子歪斜，丑得不成样子。你一见他，第一眼就会注意到他这鼻子和猴子般的眼神。他那歪斜的鼻子占据了他脸部的绝大部分，那鼻孔是如此肆无忌惮地张大开来，使得他眼睛里狡黠的神色看上去就像类人猿。那眼睛时不时地调皮捣蛋，时不时地陷于沉思，就像我们在星期日下午在动物园看到的那样。“你就像去年跟我们一起在船上的一个家伙，”他说，“他的名字叫帕夫。他在某个大学得了一份奖学金，最终离开了大海。你就像他。”

埃米尔很高兴自己和一个拿到大学奖学金的人很相像。那陌生人的说法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其他船员开始零零落落地走了进来，他们一个个都对他说他多么像帕夫。大副是一个年轻人，像棒球手那样将帽子倒扣在脑袋上。他似乎非常快乐，咄咄逼人，但绝不盛气凌人。二副是一位老人，蓄着薄薄的唇髭，穿着一套破旧的制服，从他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他女儿的照片给埃米尔看。照片上一个穿芭蕾舞服的姑娘在住房的屋顶上摆着姿势。然后，舱房侍者来到埃米尔和厨师身边。他是一个年轻人，一副无法辨认的在内布拉斯加州草棚里长大的温和仪态，一种在绝对的失望中孕育的优雅。一共有三十五名船员。最后到的是一个深色皮肤的男子，手中拿着一根杠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