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那天晚上，许多列车来到奥斯威辛，输送来一万五千人。)

我们返回集中营的时候，星星已经开始隐去，天空变得越来越透明，夜色向高空消遁，即将破晓。可以预见，又是晴朗、炎热的一天。

焚尸炉上方冉冉升起粗大的烟柱，在高空蔓延成为巨大的黑色河流，极为缓慢地飘过比尔克瑙的上空，在特谢比尼方向的森林后面消散。索斯诺维茨来的旅客们正在被烧成灰烬。

我们和挎着机关枪换岗的党卫队员路遇。他们步伐整齐，紧紧靠拢。一个集团，一个意志。

“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他们放开嗓子高唱。

在自己写的短篇小说里，贝塔显得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是不道德的。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来源于某种伦理的激情，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失望的爱。他想要描写他的见闻，在程度上走到极限；他想要完全准确地刻画一个已经不容愤怒存在的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说里，人是裸露的，被剥夺了只要文明习俗尚存就继续保持的向善的倾向。但是，文明的习俗是脆弱的；只要环境发生突变，人性就会返回其原始的野蛮。那些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城市里散步，认为自己乃是道德和善意之楷模的道貌岸然的公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欺骗！当然，责备一个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放弃亲生孩子的妇女，是轻而易举的。这真是一个恶魔般的行动。但是，一个斜靠在大沙发椅上看小说，同时还评判自己一个不幸的姐妹的女人，应该停顿一下，思考一下，如果自己也面对恐怖，那惊骇是不是比情爱来得更加凶猛？也许是，也许不是，有谁能够预先知道？

但是，“集中营世界”也包含了很多奋起完成的高尚行为、为保护他人而牺牲自己的人。这些人没有出现在贝塔的小说里。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人的身上——人干脆就是想要活下去的一种动物——而是放在了“集中营社会”上了。囚徒们受到一种特殊的道德约束：如果有人先伤害你，则伤害他们是可以允许的。在这一条不成文的契约之外，每一个人都竭尽全力挽救自己。在贝塔的书里，我们是找不到人的团结互助的图景的。根据他的囚徒同伴讲述，他在奥斯威辛的真实作为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小说可能令人设想出来的形象的，他行动果敢，是同伴情谊的模范。但是，他想要表现坚强；在进行清醒而不偏颇的观察的愿望方面，他不迁就自己。他惧怕说谎，因为在现实中，虽然他竭力保全自己的正直，但是他依然屈服于堕落的全部法则；所以，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作出裁判的观察家的做法，就可能是在说谎。作为叙事者，他把在集中营里被视为资产的品格送给了自己：干练和胆识。由于弱者与强者之间“阶级”战争的因素——在这里，他没有偏离真实——他的小说是特殊地残酷的。

从达豪集中营得到解放以后，他熟悉了在西德的难民生活。那种生活很像是集中营生活的延续。道德沦丧，盗窃，酗酒，腐化——希特勒主义猖獗年代里释放出来的人的全部邪恶力量，继续大行其道。占领国对于几百万新来的奴隶的生硬政策，激起他的愤怒。因为梦寐以求的战争的结束在这里竟然是这样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又占了上风，而强者这次则是奢谈民主与自由口号之辈，他们践踏弱者，或以残忍的冷漠面对他们。

贝塔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他将这种观察力聚焦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的全部荒谬、丑陋和罪恶的东西上了。他很无情，不宽容，他就是一个打开的伤口。也许，在忍受多年痛苦之后，如果他能够在某一点上伫立片刻，看到一个由个体构成的社会，而不是被战争结束之时的大兵震撼的社会，那么，他必定会少一些苦涩的。他的内心深处总是躁动不安，他的面部永远扭曲成愤怒和讽喻的表情。他继续看到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大众是裸露的，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对于像他这样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目标的人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可容忍的。他觉得他再也不能够滞留在无所指的愤怒和叛逆状态之中。

像许多以往的囚徒一样，他必须在返回故国和自我流放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他所怀有的战时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情绪，模糊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乃是现实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感觉之中。他的信念可以被归结为一句简洁的格言之中，亦即，人不是受到自己良好意向的控制，而只是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秩序的法则所控制。谁要想改变人，首先必须改变社会环境。他还依旧像所有的波兰人一样，对于强大的俄国存有重重怀疑。他强悍的风格使他最接近像左拉这样的作家，或者，在当代作家中，接近海明威，他曾经贪婪地阅读他的作品。因此，在俄国，他是作为“西方次生垃圾”的那些艺术家之一而闻名的。在一个崇尚辩证法的国家里，任何东西引起的恐惧，也比不上一个从饥饿和爱情——人性最原始的需求——来描写人的作家所带来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