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3/4页）

在贝塔看来，正如在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看来那样，希特勒的统治乃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点，它的崩溃宣告了世界规模的革命的胜利；未来很可能还需要继续奋斗，但是转折点已经过去。战后初期像他那样的青年人写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提出了人面对历史规律感到无力这一主题，甚至怀有最佳意向的人们也已经落入纳粹的恐怖机器之中，被化为担惊受怕的洞穴人。读者大众面对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把邪恶推到浮面上来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是只有通过东方的凯旋的强力才能兴起的新的文明，二者必居其一。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反映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实际上，在二战中，俄国及其貌似不可战胜的秩序距离失败是只差半步的）。

在《石头世界》这本书里，贝塔最后一次努力使用了诸如节制、隐蔽的隐喻、被掩饰的愤怒等在西方文学里被认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很快他就承认，他对于“艺术”的全部忧虑都是肤浅的。相反，他越是往下走，越是受到赞扬。他以后的作品，可以预料，是喧嚣、激烈、鲜明、偏颇的。因为党的作家们（他入党了）开始争先恐后地努力争取变得容易接近和直截了当，所以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他的写作开始引进越来越直接的新闻报道风格。他放肆恶毒地攻击资本主义，亦即，帝国范围之外发生的一切。他可能会从新闻中摘取关于马来亚战争或印度饥荒的一段新闻，然后加工成为既不是文章也不是快照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〇年。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以前的日子算起，他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以往的羞怯和勉强的谦恭不复存在。以往他走路稍微有一点驼背，现在挺直身子，显出十足的自信。他显得枯燥，对工作专心致志。一个腼腆的世人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宣传家。每星期，他都在政府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一篇强词夺理的文章。为收集故事，他多次访问东德。一个曾经不求功利地写作的作者，在为某一个事业服务的时候，其作用乃是新闻通讯员不可企及的；他在标题上使用了作家这一职业的全部知识，来杜撰不实的文章用以反对美国。

在观察这位值得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同时，我常常想到每一种形式的艺术都像是一个光滑的山坡，想到一位艺术家要花费多么大的努力，才能防止滑落到那立足比较容易的地方。迫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内在指令，就其核心而言，是非理性的。因为拒绝常人非功利的艺术，新的信仰摧毁了这一内在的指令。在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中，贝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虽然他对人的全部内在的指令提出疑问，但是他从来没有编造，从来没有想要取悦于任何人。后来他把一个政治分子引进他的写作，于是，像超饱和的溶液一样，他的写作晶体化了，变成了透明的和公式化的。但是，我们不要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有许多大作家，例如斯威夫特、司汤达、托尔斯泰，都曾经从政治激情出发发表言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作家想要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亦即政治信念，是能够增加他作品的力量的。批评所处时代政治体制的大作家和贝塔类型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非顺从态度。他们为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行动，而贝塔展开写作必须听从党内同志的赞许。

虽然语言激烈而准确，但是他的文章是十分枯燥和单面向的。一个天才散文作家这样的蜕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肯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浪费自己的才能。有几位文学权威的话能够决定一个作家在官方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和他们谈过话。我问他们，为什么向他提出这样的措施？党的利益肯定不要求把他降低成为一块破布，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迫使他写时政文章等于胡乱浪费可资利用的艺术资源。答复是：“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这是很遗憾的。周刊的主编又不能撵走他，是他自己坚持要写的。他认为今天是没有时间从事艺术的，大家应该更直接地从根本上来影响大众。他想要尽可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是一个有点伪善的答案。党经常强调需要好的文学；同时，党又造成了紧张的宣传气氛，令作家觉得被迫求助于最原始的和简单化的文学技巧。当然，贝塔的确是自己想要把全部的时间奉献给新闻写作的；虽然他是一个高度称职的专家，他还是致力于最不称职的家伙们都轻而易举的工作。他的思维方式，一如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都被推向一种自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