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学术自由（第2/4页）

6周之后，马斯特斯如期前来汇报情况。那个时候，也就是1954年8月，阿尔弗雷德·金赛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很显然，马斯特斯成为了性行为研究的新先锋。当马斯特斯再次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谢普利一脸茫然，友好的微笑也难掩这位领导内心的担忧。

“有关性爱，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校长半开玩笑地问道。

马斯特斯依旧是一本正经，开口说道，“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性爱其实一无所知，我想你估计也是如此。”

谢普利听了之后失声大笑。

两人继而就人类性爱研究的困难以及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迟滞不前的原因进行了一番讨论。

获得批准之后，马斯特斯在图书馆翻阅了所有相关的书籍、文献以及论文。“我发现，没有一篇文章或一项研究可以为我所研究的人体性生理反应提供帮助。”他说。

在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只找到一本书，其书名略微涉及了一些性功能。这本教科书由伊利诺伊大学妇产科前任主任编写，马斯特斯后来了解到，他一直等到自己退休之后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一直放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保留书架上。当马斯特斯要求借阅时，图书管理员拒绝了他。

“对不起，马斯特斯医生，我不能借给你。”她说。

马斯特斯也蒙了，以为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说：“我不是想借出去，只是想拿过来翻阅一下。”

图书管理员却无动于衷。这本书里有很多男女生殖器的素描插图，图书馆领导担心这是一本色情书。按照规定，身为副教授的马斯特斯并没有资格翻阅这本书。他被告知说，只有教授或者系主任，以及图书管理员可以从保留书架上取下这本书。他立马去了维拉德·艾伦的办公室，请他作为代表前往图书馆借阅该书。事后马斯特斯回忆起这个小插曲时说道：“这件事恰恰说明了当时医学界是多么害怕涉及性爱这个主题。”

数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谈论只涉及生殖本身，性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兴旺部落和民族。尽管许多人在诗歌、戏剧以及专著中都对异性相吸以及彼此间的不同发出了感叹——在宗教、哲学、政治领域，都将男女之间的爱定义为文明的基石，甚至经常被视为生命本身的意义所在，然而在医学领域，几乎从没进行过探寻其本质的研究。在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在的那个时代，对于人类的性爱全都是误解、无知、诽谤，甚至是刑罚。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柏拉图把性欲分为粗俗以及高贵神圣两种，认为这是男女之间吸引力的两极动力。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写道：“男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其生理功能——一方做父亲，另一方生育孩子。”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则认为，男女都会产生精子，由脊髓分泌，孩子的性别则取决于父母双方的精液哪一方更占优势。有些希腊人甚至通过结扎自己左右两个睾丸进行自我阉割，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尽管主张爱的平等，亚里士多德却一直都认为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依据自己在动物实验中的观察，他认为男性精子的作用只是唤醒女性体内早已存在着的、却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微小婴儿。根据那个时代盛行的科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建议夫妻在房事之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他在书中写道：“比起南风，刮北风时进行房事生男孩的机会更高。因为刮南风的时候，动物会产生更多的分泌物，而分泌物过多会造成混合困难。刮南风时男子的精液就会含有更多液体，女性则会月经来潮。”

文艺复兴时期，莱昂纳多·达·芬奇出色地图示了性以及怀孕期间人体的解剖变化，这些写实主义绘画完全可以用在多年以后的医学教科书上。毋庸置疑，即使是针对那些最纯洁的参观者，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鲁宾以及其他西欧伟大艺术家的那些裸体画也会让他们联想到性爱所具有的愉悦感受及生育功能。即使是在这样开明的时代，医学仍旧是政治和宗教所禁止的对象，并且两者都明令禁止婚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在淫乱生活中虚度了青春年华之后，后悔莫及的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中写道：“少年蠢蠢欲动的心跳困扰着我，蒙蔽了我，让我分不清爱的宁静与性的阴暗。”这本书一直影响了数个世纪，以至于宗教在谈论到性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其中所潜伏的罪恶，即使是已婚夫妇，也要对此十分当心，加以戒备。

一直以来，社会上有关女性的争论都离不开性这个话题。在法国，詹森主义者(the Jansenist)认为政治革命早就已经被放纵的性欲消耗殆尽了。他们的谴责得到了英国加尔文教徒以及那些奔向新世界的清教徒的强烈反响，他们带领着巫婆搜寻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据他们说，她们的不孕全都缘于魔鬼。即使是马丁·路德，这个在教会里谴责独身主义的伟大新教改革者(Protestant)，也把女人视为低人一等，在他看来，女人只是男人罪恶的欲望以及他们繁衍后代所需要的被动容器。“依靠自己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路德在1524年寄给3位修女的信中写道，“上帝创造了女人的身体，她应当陪伴男人，为他生儿育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