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面罩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在她大儿子的眼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尔的母亲不再回避社交活动，曾经，她一直害怕这样会激怒自己专横的丈夫弗兰克。这个瘦小却充满了活力的女人开始听交响音乐会、打桥牌，并召集了一群朋友。重获激情的她拥抱着生活，就好像一个如释重负的人一样。“她显然十分享受这种脱离家庭奴役之后的自由。”比尔后来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对于束缚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女人——特别是他的母亲——的男人表示怨恨。等到伊斯塔布鲁克斯搬到圣路易斯公寓的时候，她靠比尔、莉比以及孩子更近一些，且已经变成了“和我年轻时所认识的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写道，“事实上，我有两个不同的母亲”。

在妇产科医院周围，伊斯塔布鲁克斯成为了比尔手下员工经常看到的人物，远比见他妻子多。母亲住得很近，儿子以及他的研究队伍有时候甚至能在那儿吃一顿家里做的夜宵。克莱默·路易斯——在门诊拍摄性活动的医学院插图画家——经常陪着比尔和吉尼前去吃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10点完成研究工作，我们会前往她的家，她会准备好我们3个人的晚饭。”路易斯说。有一天晚上，比尔和他的同事在医院转弯抹角地谈论着工作，伊斯塔布鲁克斯从中听明白了他们在做的事。比尔的母亲并没有感到不安，而是以她非常务实的方式提供了自己所知道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哦，那些可怜的女人！”想象着那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志愿者，她说，“她们需要一些遮住自己面孔的东西。”

几天之后，她就为志愿者设计并制作了丝绸面罩，供他们性交的时候佩戴。男人和女人都被分发了这些面罩，都是由同比尔领结一样材质的东方丝绸制作的，经她精巧手艺制作的这些面罩雅致地替代了那些挖出两个洞的纸袋子和枕套。

对外表十分在意的比尔一直都谨慎地保持着自己工作严肃的氛围。即使是在圣路易斯最闷热的夏天，他也从不会松一松自己的领带，或者脱去自己笔挺的白大褂。他卓越的名声、严谨的风格，以及合作同事们的正直为他提供了一个保护壳。在家里，比尔作为一个全能的父亲支配着一切，领导着一个规规矩矩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生活，而莉比就像是女王、女仆和敬慕的配偶。对于那些到他们位于拉杜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做客的人来说，莉比和比尔各司其职，相处融洽。“莉比是一位‘少年联盟’式的女士，非常循规蹈矩的人。”比尔妇产科同事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说。她对马斯特斯婚姻最后的印象停留在谢尔曼被邀前往参加他们在家举办的小型晚宴的场景之中。比尔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其他一些客人正在脱自己的皮草和大衣。

“进来，把衣服放在床上。”比尔非常友好地说道。他一边握着最后到达者的手，一边招呼着他们前往主卧。

桑德拉和阿尔弗雷德跟随着比尔进屋。在卧室里，桑德拉发觉有些蹊跷。“他们有一组各自独立的双人床，我心里想，‘天哪！这样他还打算谈论性爱这个话题？’”桑德拉回忆说，马斯特斯家分床的行为似乎很不和谐。

比尔的朋友迈克·弗赖曼记得有一次聚会，其中的客人包括哈佛的约翰·罗克医生，以发明计划生育药片而出名的生育专家。〔罗克后来前往梵蒂冈委员会任职，倡导在天主教徒中使用该种药物，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教皇通谕《论人生》(Humanae Vitae)中对该建议提出了反对。〕对于弗赖曼和其他华盛顿大学的人来说，加入马斯特斯医生的核心团队便意味着有机会见到罗克以及其他医学界的著名人物。每个人都是从在吉尼家喝鸡尾酒开始，继而前往比尔和莉比家吃晚饭。“他们表现得非常热忱，也很得体，很像长老会成员，”弗赖曼回忆起马斯特斯团队时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有着一段正常的婚姻，有儿有女，且都上了好学校。而约翰逊太太则是工作伙伴。”

几年之后，吉尼已经学会了医学界的术语，在实验室里的她全然一副教授的模样。在他们的项目中，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有志愿者中有55%是女性(不包括那些妓女)。就如马斯特斯后来写道的那样，“她为那些女性患者提供了必要的指导训练，让她们在成为性爱个体时获得一种自信，从而可以自由且放松地表达她们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尔越来越多地依赖吉尼的洞察力，对于她的建议也非常赞赏。他们激烈的讨论让人记忆深刻。“有一次做完性爱研究之后路过我的办公室，”弗赖曼回忆说，“他们精疲力尽地讨论着高潮究竟是什么。”比尔似乎正在讲解并描述他对于女性性反应的临床理解。就如弗赖曼回忆的，吉尼不耐烦地坐在那里，不同意地转动着眼珠，直到再也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