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性交易（第2/4页）

治疗富有的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亚瑟·莱维恩及其妻子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共同治疗师萨利·舒马赫和理查德·施皮茨。通常，比尔和吉尼会亲自负责莱维恩的病例，因为他们是诊所的捐款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已经名声大噪(“至少像宝洁公司或者金边臣香烟一样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科学作家艾伯特·罗森菲尔德曾如此评论说)，积压的日程表以及大批涌来的新病人让他们不得不把莱维恩分配给自己信任的助手。然而，他们不知道舒马赫和施皮茨都有离开的打算。施皮茨私下里跟其他同事说过跳槽以及自己开诊所的事。“狄克曾打算拉上梅(比格斯，另一名女治疗师)和我一起离开，在街的另一头开一家我们自己的诊所。他显然低估了我的忠心。”科罗德尼回忆说。比施皮茨更为优秀的舒马赫则打算很快就离开，尽管她并不确定具体时间。

拥有5个孩子的已婚妇女舒马赫和自己在附近路德教会学校当教师的丈夫阿尔·舒马赫住在圣路易斯郊区。“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我结过婚并拥有自己孩子这件事很感兴趣。”她回忆说，“他们喜欢那些拥有安定家庭生活的人。”她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所师范学院获得了本科学位，30多岁的时候决定重返学校，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通过马斯特斯的讲座，她了解到了临床工作，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入了他们。和其他员工一样，她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性教育。作为对其忠心的褒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两本主要著作中都提及了舒马赫的名字——她是唯一一位享此特殊待遇的职员。

亚瑟·莱维恩是唯一可以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轻松打造高楼大厦的人，是奥林匹克大厦(Olympic Tower)的主人。富有的他渴望能找到最好的医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自己的房产公司和希腊巨头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当时已迎娶了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一起建造了一幢52层楼之高的摩天大楼，令一旁的哥特式建筑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顿时变得渺小起来。莱维恩的丰厚财产——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建设购物中心——令他毫不犹豫地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捐赠了10万美元。“心怀感激的病人是金钱的最好来源。”诊所第一任律师，对马斯特斯如何促使赞助人掏腰包这件事记忆犹新的托里·福斯特解释说。但在莱维恩夫妇这个病例中，比尔和吉尼没能亲自接待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怠慢。“对于没有被分配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一点，他们真的感到非常恼火。”后来和舒马赫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雪莉·祖斯曼回忆说，“他们就是那些习惯了‘最好的东西’的有钱夫妻。他们不知道萨利可能是最优秀的，或者至少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样出色。”莱维恩夫妇后来惊讶地发现舒马赫的治疗格外有效，于是亚瑟·莱维恩决定再做一件事： 他联系了长岛犹太医学中心(Long Island Jewish Medical Center)，还为坐落于自己家附近的新性爱治疗中心提供了一笔10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舒马赫成为了这个中心的新主管。“我当时正在找工作，于是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一个机会。”她解释说，“很少有人了解这个(性爱治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大家都想开诊所。”

然而，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这一切时，他们火冒三丈，认为发生了一些不合伦理的事。“她真没有一点忠心。”约翰逊后来发怒道。虽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承认她的离职，但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执。不过，两人似乎忘了自己矛盾的反应。毕竟，他们曾公开宣称要义务培养他人，所以同事将他们治疗的新方法宣扬出去又有何不可呢？毋庸置疑，她的辞职掺杂着部分亚瑟·莱维恩慷慨捐款的原因。舒马赫坚持说她从未做过任何不合适的事以获取莱维恩的回报。“我猜他们不太高兴看到别人独立门户，但是他们从未直接说明这一点。”关于她的离开，员工们没有被告知其中的原因。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孤立氛围——房间都装有连接着录音机的开放式麦克风，病人的隐私和秘密始终被放在第一位——变得愈加严重。名人或富人客户不再被分配给除了比尔和吉尼的其他人。想要在外开展业务的治疗师必须首先得到他们的批准。当员工中唯一一位非裔美国治疗师朱恩·多布斯·巴茨想要为《黑檀》月刊(Ebony)写一篇文章时，遇到了无数的障碍。“(稿费)是1000美元。我问，‘是否得把这笔钱上交呢？’然后他们说，‘请你把这笔钱交给我们。’”巴茨回忆道，“他们对待这件事就和对待萨利·舒马赫的那100万一样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