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第3/7页）

让作者惊讶的是，寻求改变的男女患者中大约60%是已婚人士(尽管其中大多数的夫妻关系都很疏远，和配偶之间也很少有性生活)。对于“性取向的逆转”，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促使病人前来寻求治疗的原因。那些情况真的非常糟糕的人通常都害怕曝光，或者是出于配偶的压力才来到这里。“当患者私下里跟治疗师说诸如‘我当然需要偶尔和朋友相处的机会’或者‘我想要95%是异性恋’这种自证有罪的话语时，他们会被拒绝治疗。”他们在书中说明道。特别是对于男性患者，他们不希望治疗成为“误导他们妻子的一种方式”。

改变的病例由于涉及性别的定义以及“究竟什么对病人最好”这样的问题而给治疗师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在他们的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了一个已婚男人无法使自己的婚姻圆满，也没法和其他女人做爱，最后“自暴自弃之下开始了同性性交”。4年之后，这位男子和“他依旧坚定的妻子”来到了诊所，一心希望可以“消除”他的同性恋倾向，让他成为一个和异性性交的丈夫。在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病例中，一个被评为金赛6级的女人，“在经历了11年活跃却不理想的同性恋生活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她想要与之共同生活的男人，并且在和他“进行性生活时实现了性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承认，如果病人没有强烈的动机，他们成功的概率会明显下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功率”——事实上是以“失败率”表示的——非常高，并且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在67位“对同性恋倾向不满”的男女患者中，只有14人在最初两周的治疗中失败了。在为期5年的随访期间，总体失败率是28.4%，也就是说改变性取向的成功率超过70%，这是当时精神病与精神分析学界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他们在自己的书中承认说，有一些病人失去了联系，这让最终数据多少有些“失实”。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对美国社会的支配地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知道他们的发现将会被看作对精神分析的进一步摒弃。“性功能障碍或性生活不和谐的同性恋男女，其治疗的总体失败率是不可能低于80%到90%的，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在书中声明道。他们责怪精神治疗师过于轻易地接受“失败”，没有控制陷入困境后产生的偏移。太多人假设病人会最终返回到同性恋状态——这种观点“同样也被同性恋群体所采纳，并大肆地宣扬”。

《同性恋研究》一书中没有比改变疗法这一点更具争议的了，其分歧持续了数十年。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及研究同性恋的社会科学家尖锐地批评说，这种理论是危险的、愚蠢的。就像作家贾尼斯·艾尔文后来评论的，“全书上下，他们都强调当同性恋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纠正，只是怕我们不知道而已。”几乎同一时间，宗教保守派与右翼时事评论员都抓住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中对于男同或女同生活方式属于个人选择而非神的创造这一主张。在“先天与后天”的永恒争论之中，他们强调说缺乏遗传学的证据，并暗示不恰当的行为以及环境是成为同性恋的主要原因。福音派信徒通过祷告来“治愈”同性恋，把他们重新带回异性恋的正途，就和《圣经》以及如今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世俗论者对同性恋所做的一样。他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 男同或女同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他们真心想要改变的话。

然而，即使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老朋友以及追随者们都表示了质疑。曾经对《人类性反应》一书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如今表示对此保留意见。“作者陈述说同性恋是一个无法忘记的习得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观点。”后来改名为“纽约医院”的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劳伦斯·J·哈特勒医生宣称：“把一个长期以来都是同性恋的人在短短两周时间内改变成为异性恋，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花花公子》杂志也开始质疑他们的改变理论时，约翰逊没有了耐心。“在个人选择这件事上，我们并不是在决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在一次访谈中她厉声说道，并引出了一直以来的老调子，“顺便说一句，有些同性恋者并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恋，这可不是什么新闻。”

然而在幕后，唯一真心相信改变理论的人只有比尔·马斯特斯。

在《与媒体节目》的节目上以及整个媒体见面会中，约翰逊尽职尽责地维护着《同性恋研究》，把它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作品。但私下里，吉尼对于其中的方法和结果深感不安，甚至曾一度哭泣，认为自己与这项计划疏远了。数年之后，对于书中所声称的将男同改变为直男的方法，她显得一点也不确定。“有很多同性恋夫妻前来找我们——其中一些是女性，大多数是男性。”她说，“但我们从未说过，‘我们可以改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