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总序（第8/9页）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虽然在最初颠覆传统的时刻，也有一些流派宣告过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扔进大海，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发展，许多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却开始谬托师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现代主义的偶像。这是很值得思索的现象。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虽说也可以强调某些传承关系，但陀氏终究还是经典小说的代表。不过他小说里的创新，的确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是以它的思考深度、现实诉求和批判热情为主要特点的。所以后来在俄国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说法。这是从思想特征上来评价。但俄罗斯小说艺术，也有着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创作尤其让人觉得有着某种新意。直到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巴赫金出版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1928），其中提出陀氏小说的“复调结构”问题，才引起评论界注意。可惜的是该书的主要思想与当局一统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体系不合，未能广泛流传。而作者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于次年被投入北方集中营，后又辗转流放到南方。身心横遭摧残。但他的著作却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巴赫金的理论直到五十年代终于引起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界的争议，于是在一九六三年经过修改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为名发行新版。在苏联依旧争论不绝，但此时在国外已经把巴赫金的理论作为小说理论的重要创新，甚至把巴赫金视作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6。现在即使在中国，一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联想到巴赫金，似乎“复调小说”理论才是唯一能说明陀氏创作的理论。这是一个很繁复的论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复调”之说，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陀氏小说的特点。这是小说写法的一个变革。在陀氏本人，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本人从来也没有谈论过类似的概念。但读者如果没有先入之见，在读完他的小说后，常常会有一种感觉，似乎作者在小说里通过人物之口，讨论了许多问题，或者通过作家的描写涉及了种种情景，但读者在掩卷沉思时，又常常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作者最终也没有在他的书里投下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但他促使你对书中的叙事进行思考，每一个人物的声音都可以在你耳边絮叨，都在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作家本人到底站在哪一个人物的后面，反而很难让人捉摸。这就是所谓的“复调”。这个理论是借用了音乐上的一个术语。好比音乐的声部，原来的小说都是一个基调，伴随着和声，但现在像巴赫的赋格，出现了平等的声部，就像钢琴演奏，本来是右手的基调，左手是低音的和声，现在两个相互争鸣的声部，出现了复调音乐。其实这仅仅是一种比喻，在小说里并不可能真有那样繁复。但经典的小说通常是作家定下基调，然后安排人物的行为和言语，在相互的关系中，善恶忠奸，壁垒分明，即使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通常也是善人善终，恶人恶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往往在一个人的性格里放进了两重的变数，这是一。另外作为善、恶典型的人物，都可能一语道破事物的真谛。善恶两类主人公的行为往往会发生突变。每种行为也都有自己的理由。作者并不一定要清楚地表现出他的倾向性。

根据巴氏的理论，这样的小说结构，会产生行为以外、语言以外的含义，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结论。所以就能促使读者的思索，扩大小说的容量。这是现在一般对所谓“复调”的理解，事实上这个理论要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把文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考察的十分重视文本细读的理论。《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其中侦查科长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法与理”之争论，索菲娅·马尔美拉陀娃的宗教教义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之争，到底是谁说服了谁？无非是一种思索，一种更为深入思考的趋向。

尤其是巴赫金论及陀氏小说中“对话”的概念，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对话化的；这个自我意识在自身的每一点上，都是外延的，同自身、同他人、同第三者有着一种对话的关系。这就关系到小说文本中的潜在文本。一个单一的文本在极大的程度上扩大了自身容量。

读陀氏的小说，当然不能完全用“复调”的理论来解析。但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

通常的陀氏评论，总是把着眼点放在作者着力描绘的社会现实画面，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发展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故事，却往往信手拈来，他的大作品，通常都是涉案故事，一般都是从报刊上得来某个报道，以此敷衍成篇，却成一个精彩的长篇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作者注入了他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挖掘。陀氏的小说，是思想的小说，是剖视人性的小说，故事与情节只是他借以使人物和事件活动起来的要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