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5/7页）

分批转来的犯人们休息一天后，便去第三工厂劳动，佐久间也去参加。

寒气凛冽，刑务所里大雪盈尺。

进入冬季以后，早班看守的集合时间推迟了，不过还是要在凌晨4点50分全体列队，接受看守长的点名。点名结束后，看守部长和看守们分散到各个监区，用名册核对牢房里的犯人，确认没有异常就打开牢房门锁，让犯人在走廊里列队，沿着廊道去工厂。

犯人们在劳动场所吃早饭，然后开始干活。下午4点30分劳动结束，休息40分钟后加班两个小时。加班结束时会分发添加盐或咸梅干的粥作为夜宵，很多犯人爱喝这种粥，因此没有人对加班怨声载道。

晚上7点30分，犯人们从工厂回到牢房就寝。看守将所有牢房的钥匙检查后集中上交，看守部长接过钥匙，向白天值班的看守长报告一切正常，收管钥匙。一百三十名看守一天的执勤时间是平均十三个小时，休息日每月只有一天。

夜班执勤给看守们造成了肉体上的痛苦。牢房里即使面临严寒也禁止备置暖炉等暖房设备。犯人们将身体钻进一条垫被、两条盖被的被窝里，看守却置身于寒冷之中。因为看守禁止穿外套，以防发生越狱等事故与犯人格斗时处于不利状态。所以他们在制服内塞入了棉坎肩或牛皮纸等。他们担心一坐下来就会打瞌睡，所以站在走廊里不停地来回巡视。因为长时间站着，很多人腿部浮肿，患上了血尿。

日班执勤的人通常在凌晨4点之前就要起床出勤，用前夜做好的饭分成早餐和午餐两份盒饭，早饭在刑务所内匆匆吃完。下班回家是夜里10点左右。另外，因为看守人数常常不足，所以一旦有人生病缺勤就必须顶上去替班，有时连每月一次的休息也得不到。因此为了不给同事添麻烦，大家常常是生着病也硬撑着上班。

在发动战争的同时，司法省担心犯人在刑务所外的劳动任务增加会导致逃跑事故的发生，给社会治安带来混乱，因此在1942年元旦分发给犯人的报纸《人》上刊登了行刑局局长正木亮向全国刑务所里服刑的犯人发表的防止逃跑的谈话。

“社会上的人们担心一旦战争气氛蔓延，实行灯火管制，各地会变得漆黑一片，而刑务所一定会第一个出乱子，发生犯人逃跑等事故。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和我同样沉浸在日本人才有的感激心情中的服刑人员，会有一个试图要逃跑的人吗？无论违反监规还是逃跑，我都不愿意把它仅仅作为全体服刑者的罪行而进行责罚。我坚信，在处理服刑者的官吏们的精神上，也有必须承担的责任。因此，不要光责备他们说‘是服刑者不好’了。”他强调不要抱有逃跑的念头，“我真的相信服刑者们为了国家能够自我管束……四万五千名服刑者们！在这时局紧急的时刻，不能有任何犯罪的行为。唯独因犯罪而消耗国力，才是最大的不忠。我相信你们所有人。”

战况朝着对日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占领马尼拉后，紧接着2月15日，新加坡也落入日军之手。

这时，佐久间清太郎出现一个动向。早晨，看守打开单人牢房的房门让他去工厂参加劳动，他却坐着一动不动。看守抓住他的手臂，他却令人惊讶地粗暴地甩开了看守的手。

看守长询问原因，他说负责工厂的看守部长泷泽诚一对他很有人情味，他很感激，但和其他犯人一起劳动让他很不高兴。

“以前无论在哪家刑务所里，我都是待在单人牢房里的，所以还是一个人独处的好。”佐久间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看守将他的话如实向刑务所所长汇报，刑务所内部进行了商议。正因为佐久间有过越狱经历，所以他的要求令人觉得不踏实。参加劳动，犯人们一般都乐不可支，但佐久间却反说“不高兴”。轻率地接受他的要求是很危险的。有人怀疑说，也许和其他犯人一起劳动就置身于其他犯人的视线之下，无法找到越狱的机会，这不就是他为自己能一个人独处而寻找的借口吗？

最后，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要答应他的要求。一般来说，出监劳动伴随着逃跑的危险。允许他去工厂参加劳动，就是因为生怕对他特殊照顾而给他造成刺激。由于他的申请，也就失去了劳动的理由。按常理他就应该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因此得出接受他要求的结论。

看守长转告佐久间满足他的要求，他开始终日在单人牢房里度过。

可是几天以后，佐久间的态度突然开始出现变化。早晨必须喊他好几次他才会起床，点名也不应答。夜里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时无法及时发现，禁止犯人睡觉时将被子蒙着脑袋。他也不服从这个规定。看守粗暴地喊他，他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随即又钻进了被窝里。看守气不打一处来，即使深夜也喊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