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费玛得出结论：还有机会

一点过后，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了，费玛坐上特德为他叫来的出租车往回赶，途中，费玛想起父亲上一次对他住所的造访。是两天前呢，或者就是昨天上午呢?他在想老人如何一开始说的是尼采，到最后却说上了俄国的铁路，那俄国的铁轨造得就是怪，侵略者就是用不上。父亲当时究竟想要对他说什么呢?费玛这会儿觉得，老人当时和他的谈话事实上是围绕着某个观点在打转转，他只是无法直接表达或者不敢直接表达罢了。他说了那么多故事，阐发了那么多寓意，还有他那些哥萨克人和印度人，可费玛就是没有注意到他一直在抱怨空气不够。但父亲从不谈论他身体状况欠佳，除非拿他的背痛讲讲那些他通常所说的俏皮话。此刻，费玛想起了他的气喘，想起了他的咳嗽，想起了可能是从他喉咙里或者是从他胸口中发出的吹口哨般的声音。要走的时候，老人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你根本不想听。现在，他自言自语地说：可你竟然想就赫茨尔和印度跟他吵一吵。他说了那一通幽默、智慧的妙语究竟要暗示什么呢?还有，他的告别总是具有史诗般的特点。如果他要到小餐馆坐上半小时，他就祝你的生活充满意义。如果他去买一份报纸，他就会提醒你不要浪费生命的宝贵财富。他这次到底要说什么呢?你没有弄懂。你当时沉浸在占领地胜利的喜悦之中。就跟往常一样。你以为，只要能在辩论中占上风，那么和平的种种障碍就会被清除，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就跟你很小的时候一样，一个尖刻的孩子，最强烈不过的愿望就是捉住大人的错误或者口误。和大人辩论时获得胜利，迫使对方挂起白旗。家中有来访的客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如果使用了“大多数当中的大多数”这样的表达法，你就会乐不可支地插进来，说什么“大多数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只代表百分之二十五点一，换句话说，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假如你父亲说本·古里安是一个驽钝的演讲者，你就会指出，如果他驽钝，他就不可能尖利。昨天他来看你的时候，他那赞礼员般的男高音好几次都由于喘不上气给憋住了。的确，他是个喋喋不休的老家伙，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情场老手，还有，他还是那种极度自以为是的、让人怒不可遏的政治盲的受害者。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表明他是一个慷慨大方、心地善良的人。他在对你的爱情生活说三道四并试图操办你整个一生的时候也把钱塞进你的口袋。而且，如果没有他，你现在会在哪里呢?

出租车在赫茨尔山交叉口的红灯前停下来。司机说：

“外面冷得很。我车上的采暖设备坏了。该死的交通信号灯又不起作用。整个国家简直是他妈的一团混乱。”

费玛说：

“何必要夸张呢?在这个世界上或许还有二十五个国家比我们要有样子，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另外的一百多个国家里，如果你胆敢这样说话，你会被枪毙的。”

司机说：

“外邦人应该被烧死，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全都卑鄙无耻。他们憎恨我们。”

湿漉漉的路面上晃动着奇异的灯光。一缕缕雾蔼在黑漆漆的楼群周围飘荡着。最靠近眼前的雾霭同交叉口处强烈的橘黄色的街灯亮光碰到一起，形成了鬼火般的亮光。费玛想：这必定是神秘主义著作所称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光亮”。这个古老的阿拉米语[1]表达法突然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好像这个说法来自那里，来自另外的世界。没有一辆车从身旁开过。看不见一个亮灯的窗口。沉闷的柏油，街灯的强光，笼罩在雨中就好像所有大门都永远关闭上了的朦朦胧胧的松树，所有这些都在费玛心里激起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仿佛他自己的生命也在外面这冰冷的雾霭中越来越暗，以致要最终熄灭。好像在附近一座湿漉漉的墙壁背后有一个人就要断气了。

司机说：

“今天晚上真他妈的倒霉透了！这些该死的信号灯就是换不过来。”

费玛安慰他说：

“着什么急呢?我们就在这儿再等上一两分钟吧。不用着急：我正在付钱呢。”

妈妈死于脑溢血的那年，费玛十岁。一贯急躁的巴鲁赫·农贝格同以往一样，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等满：葬礼之后的周末，他把她的所有遗物都抛进木箱子里，包括所有的衣服、鞋子和书籍，还有她那个镶着俄罗斯圆镜的梳妆台、绣着她姓名首字母的床单和枕套，然后急急忙忙地把这些东西都捐给了塔勒比耶的麻风病人收容所。他抹去了她全部的生存痕迹，好像她的死亡是一种背叛行为。好像她是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可他也确实将她离校就业时的那张照片放大了，挂在餐具柜的上方。于是这些年来，她就带着渴望又怀疑的笑容和一双羞怯地低垂着的眼睛，从餐具柜的上面俯视着他们俩，好像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为所犯的错误在那里忏悔。葬礼之后，巴鲁赫立即着手儿子的教育问题。他对儿子严格要求，但偶尔也马虎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做一些情感姿态，展示他那像暴君一样的好脾气。每天早晨，他都要逐一检查费玛书包里的练习本。每天晚上，他又将双臂抱在胸前，就那么站在盥洗室里，看费玛刷牙。他强行给费玛请了家教，分别给孩子上数学、英语，甚至讲犹太传统。偶尔，他还会采用你觉察不出的手段，把费玛的一个同班同学贿赂到家里来，让他和费玛一起玩耍，以免自己的孩子过于孤单。然而遗憾的是，他常常习惯性地参与他们的游戏，甚至在为了教育的原因他原本打算失败的时候却偏偏情不自禁而忘乎所以，在那里为自己的胜利欢呼。费玛现在还在使用的宽大的书桌就是他当年为费玛购买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都逼迫小男孩穿上过于暖和的衣服。那些年里，家里的那个俄国式电茶炊总是开着，在那里冒着热腾腾的蒸气，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总在一定年龄的那些文雅的离婚妇女和有教养的寡妇不断地到他们家做客，一谈就是五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费玛都能听到客厅里传来的浓重的斯拉夫语方言，偶尔还被大笑声、哭泣声和二重唱所打断。就像抓住他的头发拖着他一样，父亲强暴地把懒散的费玛从一个课堂拽到另一个课堂。他没收了他全部的课外读物，以便让他专心看课本。他让费玛从初级入学考试一直参加到高级入学考试。他毫不犹豫地激活了一张名副其实的关系网，使得他的儿子最终没有在作战小分队服兵役，而是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施内勒尔兵营安排了一个负责文化活动的工作。为国家服完兵役后，费玛对参加商船队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至少是在商船队里待上一两年。他被海洋迷住了。但父亲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强迫他学习商务管理，目的是让他在将来经营他的化妆品公司。只是在一场艰苦的消耗战之后他们才达成了妥协，那就是学习历史。当费玛在文学学位考试中取得一等成绩时，兴高采烈的父亲立即决定送他进一所著名的英国大学继续深造。可费玛进行了反抗，他坠入了爱河，又一次坠入了爱河，他的“公羊年”爆发了，学业也就被耽搁下来。是巴鲁赫把他从一个接一个的羁绊中解救出来，把他从直布罗陀解救出来，把他从马耳他解救出来，甚至把他从军事监狱里解救出来。他说：“女人，需要的，绝对需要的，但只是为了寻找快乐的，而不是用作自我毁灭的目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埃弗雷姆，女人和我们男人没什么两样；但从其他方面来说，男人和女人又是截然不同的。至于哪些方面一样，哪些方面又不一样——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