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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蒂似乎都没有挪过位置。他依然带着那副在闷闷不乐中煎熬忍耐的姿态坐在椅子上。不过他的烟灰缸里多了两支雪茄烟蒂，地板上又多铺了一层划过的火柴。

我在那张空桌子边坐定，纳尔蒂把桌子上一张脸朝下的照片翻过来递给了我。那是一张警局拍的大头照，有正面照和侧面照，底下还有一个指纹鉴定。没错，这就是马洛伊，照片是在强光下拍的，他的眉毛看上去不比法式小面包的浓。

“就是这小子。”我把照片推了回去。

“我们收到一份俄勒冈州监狱发来的电报，关于他的，”纳尔蒂说。“所有人都服满了刑期，除了告发他的那人。事情现在有了转机。我们把他困住了。一辆巡逻车和第七大街线路终点站上的一个售票员通上了话。售票员说他看到一个那样块头的家伙，看上去像他。他在第三大街和亚历山德里亚街的路口下了车。他接下来就会闯进一座没有人的大房子。那里有许多这种房子，而老式的出租房都在市中心，现在对他来说太远了，而且很难租。他肯定会闯进一座这样的房子，然后我们就能瓮中捉鳖了。你刚才在干吗？”

“他有没有戴着一顶花哨的帽子，夹克上有没有挂高尔夫球？”

纳尔蒂皱了皱眉，两手在膝盖上扭来扭去。“没有，他穿着一套蓝色西服。也有可能是棕色的。”

“你确定不是马来亚式的纱笼？”

“唔？哦，呵呵，真好笑。记得提醒我在休假时笑上一笑。”

我说：“那不是驼鹿。他不会乘电车的。他有钱。看看他穿的那些衣服。他根本穿不下普通尺码的。那些一定都是量身定做的。”

“好吧，你就取笑我吧，”纳尔蒂的面孔一沉，“你刚才在干吗？”

“做你应该做的事。那个叫弗洛里安的地方以前是家白人夜店的时候也是叫这个名字。我跟一个看旅馆的黑人聊了聊，他对这片街区很熟悉。那块广告牌很值钱，所以那些黑人接手这家店的时候没有把它换掉。以前的店主叫迈克·弗洛里安。他死了有些年了，不过他留下的那个寡妇还活着。她住在西五十四街1644号，名字叫杰西·弗洛里安。她不在号码簿上，但却在全市电话通讯录上。”

“哦，那我该怎么做——跟她约会吗？”纳尔蒂问。

“我替你约过了。我身上带了一品脱波旁威士忌。她是个迷人的中年女士，脸长得就像一桶泥巴；另外，要是她从柯立芝总统的第二任任期[1]到现在洗过一次头的话，我就把我的备用轮胎给吃了，一点儿也不剩。”

“别耍嘴皮子。”纳尔蒂说。

“我向弗洛里安太太打听了维尔玛的事。你还记得吗，纳尔蒂先生，驼鹿马洛伊正在找一个叫维尔玛的红头发姑娘？我没有累着你吧，纳尔蒂先生？”

“你急什么呐？”

“你理解不了的。弗洛里安太太说她不记得维尔玛了。她的家里非常寒酸，只有一台崭新的收音机，大概值七八十美金吧。”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件事值得我激动得大呼小叫。”

“弗洛里安太太——对我来说就是杰西——说她丈夫什么都没有留给她，除了他的旧衣服，还有一堆照片，照片上的都是陆续曾经在他店里工作过的那伙人。我用酒撬她的嘴——这个姑娘为了喝上一口酒，可以把你打翻在地，如果为了抢到酒瓶她不得不这么干的话。在灌下第三杯或者是第四杯的时候，她走进她那间简朴的卧室，翻箱倒柜地从一只旧箱子底下挖出了一捆照片来。她虽不知道，但我却在看着她：她从那捆照片里面抽出一张藏了起来。于是过了一会儿工夫，我偷偷溜进去把它拿了出来。”

我把手伸进口袋，将那张扮成皮耶罗的姑娘照片放在他桌上。他拿起照片，盯着它看，嘴角抽动了一下。

“真漂亮，”他说道。“够漂亮的。这样的货色我也可以时不时地来上一个，哈哈。维尔玛·瓦兰多，呃？这洋娃娃怎么了？”

“弗洛里安太太说她死了——可这并不能解释她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藏起来。”

“确实解释不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她不肯告诉我。最后，我告诉她驼鹿出来了，这时她好像开始讨厌我了。这听上去挺不可思议的，是不是？”

“继续往下说。”纳尔蒂说。

“就这些了。我已经把所有的事实都放在你面前，让你一览无余了。如果你不能凭这些东西有所斩获的话，那我说什么都没用了。”

“可我能斩获什么呢？这还是一起黑人谋杀案。等我们抓到驼鹿吧。天，他已经有八年没见到这姑娘了，除非她去监狱探视过他。”

“好吧，”我说，“但你可别忘了，他正在找她，而且他可是个会豁出去的家伙。顺便说一句，他当年是因为一起银行劫案给抓进去的，那也就意味着有人领到了赏金。那个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