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侦探小说之宿命

有幸对前一期木木的《新泉录》续篇再论我的看法。老实说，虽然言不尽意，但我的看法已在上上一期的《一名芭蕉的问题》中阐述过了，但议论的乐趣是在交换意见之中让彼此的想法逐渐深化，从而得到某些收获。因此今天我想针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

木木说我们两人的想法相左之处并不在于理念。我原本也是这么认为，但仔细想想，却并非如此。何谓文学？何谓侦探小说？在这些根本之处，我们两人的看法是否一致，到现在仍不清楚。

何谓文学？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的事情，但我试着提出自己的定义。我认为文学的目标并非用相机拍摄人类生活，而是用画笔勾勒出人类生活百态。若将绘画换成另一种说法，就是穷究idea（柏拉图哲学中的“形相”、“形态”）。不是单纯的临摹，而是探究深处的本质。可以说文学上的“创造”，就是作者的笔力能逼近这种idea。

另一方面，侦探小说并非与上述的文学本质背离，但它所追求的中心主题是巧妙建构的谜团，以及抽丝剥茧时逻辑的乐趣。它虽然是文学的一种，却不能与爱情小说、犯罪小说、社会小说等同而语，从某种层面上可说是本质完全异于这些类别的特异文学。侦探小说不会直接从正面白描歹徒及犯罪行为，而是隐藏在文字背后，表面上只会若有似无地透露出片鳞半爪（侦探小说的其他特征也由此而生。侦探小说是犯罪小说的反面，有时反令犯罪者的心理与恐惧呈现得更为活灵活现）。作者为了隐瞒罪犯与犯罪手法而使用诡计，而主要的谜团依据这个诡计构成，谜团的构成巧拙，是侦探小说的重点。

如果文学的目的在于逼近人类生活的idea，那么直接以此为目标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隐匿罪犯、构思诡计、为了导出既定的结论而想出漫长的逻辑推理，绕上一大圈。特殊情况下，也会有纯粹文学会采取这类迂回的路线，但那只是巧合，我无法想象总是以这样绕远路为前提的纯粹文学。

我说的“侦探小说最好能尽可能添加丰富的文学风味，但这是极限，如果完全朝文学本身迈进，那就不再是侦探小说了”的意义正是如此。非侦探小说的作者及作品不受此限，但若是侦探小说本身变成这样，我无法认同。

如此一想，关于文学的本质，木木和我的想法应该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但我认为双方的相左之处或许在于对侦探小说本身的解释。那么木木认为的侦探小说本质是什么？我想先请教木木这一点。

接下来我将考察前一期的《新泉录》。对（4）到（6）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最后的（7）“诡计必须出自于生活”一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回答了我前面的疑问。木木的论旨要点如下：

“（不是先有诡计，而是先有生活）先决条件是作者有没有全力投入生活的气势，再投入犯罪与心理，如此才能产生诡计。

“投入小说中的人物生活是侦探文学创作的坦途，由此必然而生的诡计，才是真正的侦探小说构成中不可或缺的诡计。

“重现真正的生活，肯定能创建出超越既有一切诡计的诡计。

“这是至难之事吗？这若是至难之事，那么一切文学皆是困难之事，并非只是侦探小说的宿命。”

对于这番论述，我如此认为：

投入作中人物的生活是文学的要诀，侦探小说也不会忽略这一点，但我对于投入角色生活就必然产生诡计的说法存疑。有时候的确会产生诡计，但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我反倒认为不产生侦探小说式的诡计才自然。

我认为投入主角的生活之后，出现的不会是我所理解的侦探小说，而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类作品。依我目前的想象力，只能想到那样的作品。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最巅峰的文学巨著之一，可是它无法满足侦探小说根本的趣味。在侦探小说技巧上（当然作者并不着重于此）极为单纯而且贫乏。亦即《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十分伟大的文学著作，但以侦探小说的标准衡量却是无趣的。

木木所谓的“创造真正的原创生活，肯定能出现超越既有一切诡计的诡计”，这个诡计究竟指的是什么，我猜木木自己恐怕也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将重点放在生活本身，以idea为目标，追求现实性后应运而生的诡计即使不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般遥远，我担心那仍然只是无法满足侦探小说爱好的下等诡计。

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是深得木木赞赏，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大力推崇的《蝴蝶梦》。

《蝴蝶梦》当然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它是部十分出色的犯罪心理小说。有着奇异的恋爱心理，男主角与女管家间的神秘言行营造出的悬疑气氛，还有最后揭开犯罪事实的意外性。不过作者的意图还有作品的构成重点都和纯粹侦探小说无关，书中没有称得上精心策划的诡计，而且解谜的逻辑趣味极端淡薄。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绝对不输其他人，但那不是对侦探小说的喜爱，而是对于恋爱与犯罪心理小说的喜爱（但我不反对将这部作品纳入广义的侦探小说范畴中，而且也非常希望日本的侦探作家能写出这种小说，但这部小说的内容并不足以满足我对于纯粹侦探小说的爱好，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