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些故事

我从1970年代起开始写马修·斯卡德的故事。当时我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关系，一个人住在离哥伦布圆环一个街区的公寓里。我计划要写一个系列，经纪人帮我和戴尔出版社达成了协议，随后相继完成了三本：《父之罪》《谋杀与创造之时》《在死亡之中》。

在那个年代，平装书的分销可谓困难重重，而戴尔的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把付了钱但未出版的大量库存退给作者和经纪人。若不是因为编辑比尔·格罗斯的个人热情，马修·斯卡德可能永远都不会和读者见面。

最终书出版了，尽管颇受读者欢迎，但分销状况时好时坏，销售也进展缓慢。通常没人为原创平装书写书评，但这三本小说受到了不少评论家的关注， 《谋杀与创造之时》还进入了爱伦·坡奖的决选名单。

除了前三本以外，当时我其实并不打算继续这个系列，也认为没有别的出版社会接手。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应该转到别的系列上，创作新的人物。

然而，我发现放弃马修·斯卡德绝非易事。1977年，我开始以他为主角写一个短篇故事—— 《窗外》，并最终把它扩展为一个中篇小说。两个月以后，另外一篇《给袋妇的蜡烛》也出版了。（它被重新命名为《待宰羔羊》，原本打算将其作为一本同名合集的主打故事，但我把这个机会留到了下一次。）

这两个短篇故事令我笔下的人物变得鲜活起来。几年以后，我决定赌一把，动笔写斯卡德系列的第四本长篇《黑暗之刺》，由唐·法恩在阿伯出版社出版。不久之后， 《八百万种死法》出版。

无论是对我还是对马修·斯卡德而言，这本书都极其关键。它的长度是之前几本的两倍，通过对一宗谋杀案的调查来推动情节，和马修酗酒的原因有关，和人类存在的脆弱有关。它获得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入围爱伦·坡奖的决选名单，最终赢得了夏姆斯奖。然而，在看上去这本书即将开启一个时代的同时，它似乎又意味着终结。

接下来我还能怎么写马修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五个长篇和两个中篇等同于一部巨著，所有问题都在《八百万种死法》里得到了解决。主人公已正视并承认酗酒问题，并向关于自身存在的核心问题屈服。他的情绪得到了宣泄，而又有什么人——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能得到更多呢？

我认为马修的故事已经写完了，他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我喜欢用他的视角观察世界，喜欢用他的口吻来写作，但我不愿为他强行“续命”。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里的第三篇故事《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那很有可能就是马修系列的终结。

几年前，罗伯特·J·兰迪西正在寻找出版社洽谈出版一本关于私家侦探的短篇集的计划，若是成功和出版社达成协议，他希望我能写一篇。我觉得就算答应他也没关系，因为成功找到出版社的可能性实在是很渺茫。

作为美国私家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的成立者，鲍勃并没有放弃。《八百万种死法》出版后不久，他就跑来向我报告该书大获成功。当时他已向奥托·潘兹勒的神秘出版社卖出一本合集的版权，所以来向我催稿。

我告诉他马修的故事已经写完了。鲍勃在失望之余也表示理解。奥托也一样，但他没有放弃恳求和劝说。我告诉他这不可能，但回家后想到了解决办法——故事采用倒序的手法，由戒酒后的马修讲述烂醉如泥的日子里的某次经历。

结果相当令人满意。艾丽斯·特纳抢着买下登在《花花公子》上，鲍勃也将其收入他的合集中，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还颁给我一个最佳短篇小说的爱伦·坡奖。一年之后，我给故事加上其他情节线，把字数从8500扩充到90000，最后成了《酒店关门之后》，这也是不少马修系列粉丝的最爱。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发现自己可以继续写马修戒酒后的生活。1989年我写了《刀锋之先》，接下来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会隔好几年。2011年，我用《一滴烈酒》来填补当年的一个空白。故事围绕马修和巴卢的一次深夜对话展开，发生在1982至1983年之间， 《八百万种死法》一年后。

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写以马修为主角的短篇小说。《蝙蝠侠的帮手》来自于朋友的一次经历，鲍勃·兰迪西将其收录在《雇佣正义》中。《慈悲的死亡天使》的创作背景是艾滋病危机，收录在杰罗姆·查林的国际犯罪小说作家协会的合集《新推理》中。

我以前就和爵士乐大师霍华德·曼德尔关系甚好，但彼此从未谋面，仅仅通过我的经纪人保持联系。霍华德曾为一个本地爵士音乐节做推广，他拜托我以马修为主角创作一篇和爵士乐有关的短篇小说，为音乐节做宣传。最终的成品是《夜晚与音乐》。它就像一段插曲，我喜欢它最后呈现的方式，包括马修和伊莱恩在里面给人的感觉，以及纽约给人的印象。多年以来，它成了我的保留篇目。若有人想读短篇，我会向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