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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三天什么事都没发生。没人来揍我或开枪打我，也没人打电话警告我别多管闲事。没人雇我寻找走失的女儿、越轨的妻子、遗失的珍珠项链或者失踪的遗嘱。我就坐着对墙发呆。伦诺克斯的案子来得突兀，去得也同样突兀。有过一个潦草的庭审，我没有被传讯。庭审安排在一个古怪的时间，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陪审团。由于死者的丈夫已经在法医的管辖区域之外身亡，法医提出了裁决：西尔维亚·波特·韦斯特海姆·德乔其奥·伦诺克斯之死是由其丈夫特伦斯·威廉·伦诺克斯的蓄意谋杀所致。在庭审记录里，他们大概宣读了自白书；为了满足法医，他们大概也认真核实了它。

她的遗体被取回，往北空运到家族墓园下葬。新闻界没被邀请。没有人接受采访，当然不用提从不接受采访的哈伦·波特先生了。见他几乎跟见达赖喇嘛一样困难。在仆从、保镖、秘书、律师及驯服的执行人组成的屏障之后，腰缠万贯的家伙们过着不同寻常的日子。他们或许也吃喝拉撒，也理发，也穿衣服，但你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你能读到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消息都已经经过一帮公关人士加工雕琢，而那帮人拿着高薪，专事营造和维护适宜主子的人格形象，使其简单、洁净、精确，如一枚消过毒的针头。主子的人格形象不求真实，但求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一致。而这样的事实屈指可数。

第三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打来的是个叫霍华德·斯潘塞的人，他自称是纽约一家出版社的代理人，来加州短期出差，说有一件事情想和我谈谈，约我明天上午十一点在里兹-贝弗利酒店的酒吧见面。

我问他是什么样的麻烦。

“相当微妙，”他说，“但完全合乎道德。要是我们谈不拢，自然，我会付你报酬。”

“多谢，斯潘塞先生，这倒不必。是不是哪个熟人把我推荐给了你？”

“有个人知道你——还包括你最近碰上的案子，马洛先生。请允许我说是那个案子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我的工作与这件悲惨的事无关。只是——好吧，我们到时边喝边聊，就先不在电话上谈了。”

“你确定要和一个蹲过牢的人打交道？”

他笑了起来。笑声和嗓音都很悦耳。他说话的方式好像纽约人还没学会外来的南腔北调时说话的方式。

“在我看来，马洛先生，那本身就是一种举荐。不是因为，允许我插一句，你，如你所说，蹲过监狱；而是因为，允许我再说一句，你表现得非常镇定，甚至在压力之下。”

他是一个说话加逗号的家伙，好像一本大部头小说。反正在电话里是如此。

“好吧，斯潘塞先生，我明早会去见你。”

他谢了我，挂断电话。我搞不清楚是谁推荐了我。我想可能是休厄尔·恩迪科特，所以就打电话跟他确认，可他前一星期都不在城里，此时仍旧没回来。这没关系。即便在我这一行，偶然也会碰上个把满意的客人；何况我也要揽些活儿干，因为我需要钱——或者说我觉得我需要钱，直到这天晚上回家，发现有封信，里面夹着一张印有麦迪逊总统头像的大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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