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

在他们发现男孩尸体之后大约三十六小时，里奥尚未将发现结果汇报上去。瑞莎说得没错。案件可能不仅得不到重审，而且还会将第二桩谋杀案强加到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的头上。这个男孩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只要有人在他耳边低语几句，他就会附和。对待这两起可怕的谋杀案，他想到一个方便而快速的解决方案。既然已经关押了一名嫌疑犯，为什么还要寻找第二名嫌疑犯呢？巴比尼奇不可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儿童疗养院的员工不会记得他的行踪，而且也不会为他作担保。到时候罪状将会由一起谋杀案升至两起。

里奥不能只是简单地公开发现结果，他首先得确定瓦尔拉姆·巴比尼奇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是救他的唯一途径：推翻民兵对主要嫌疑犯——也是唯一嫌疑犯的诉讼。然而，这恰恰是内斯特洛夫警告里奥不许做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会在没有任何嫌疑犯的情况下审理一起刑事案件：一起起诉未知者的刑事案件。问题是，巴比尼奇的招供让此事雪上加霜。如果当地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听说招供遭到民兵怀疑，肯定要干涉。招供是司法系统的基础，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护其神圣性。在里奥确定巴比尼奇对此事不知情之前，如果有人发现第二起谋杀的线索，他们可能会认为，让所有人都掺和进来修改招供内容以及将必要细节——几周前，一个男孩在轨道另外一侧的树林里被刺——灌输给犯罪嫌疑人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而且也安全得多。这个解决办法干净有效，不会冒犯到任何人，甚至连巴比尼奇本人可能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保证不走漏关于第二具尸体的风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里奥保持沉默。回到火车站的时候，他既没有报警，也没有给自己的上司打电话。他既没有将谋杀案汇报上去，也没有提出保护犯罪现场。他不动声色。让瑞莎迷惑不解的是，他让她什么也别说，解释说自己要到次日早上才能见到巴比尼奇，这也就是说要将尸体留在树林里过夜。如果这个男孩有机会受到审判，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选择了。

巴比尼奇就不再受到民兵的看护了——他会从检察部门被交到律师那里。律师团队已经获得关于拉瑞莎·佩特洛娃谋杀案的一份招供。里奥看过文件，民兵获得的招供与律师得到的招供稍微有些区别，但这几乎不重要：基本上来讲都是一样——他是有罪的。在任何情况下，民兵的文件不属于正式文件，法庭将不作参考：他们的工作就是指出可能性最大的嫌疑犯。等到里奥要求与囚犯谈话的时候，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他们已准备送去审判。

里奥被迫提出主张，认为嫌疑犯可能杀害更多女孩，而且，为了确认是否有更多受害者，民兵与律师应该共同对他进行审问。内斯特洛夫已经谨慎地表示：他们本应该这么做。他坚持参与审问过程，这比较合里奥的意；证人越多越好。在两名律师与两名民兵在场的情况下，巴比尼奇坚持自己对其他受害者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来，团队一直认为这位被告没有杀害他人的可能性。他们也意识到，再也没有其他金发女孩失踪，而金发才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动机。在达成共识——巴比尼奇不可能杀害别人——之后，里奥装作半信半疑的模样，声称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应该对森林进行再次搜查，应拓宽搜查范围，在距离该镇步行三十分钟的范围内进行搜查。感觉到里奥似乎有备而来，内斯特洛夫的紧张感有所加剧。要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里奥与国家安全部毫无关联，他的请求早就被草草打发了事。把民兵的精力和时间耗费在积极寻找罪犯上的想法真是荒谬至极。但就算内斯特洛夫不信任里奥，他似乎也不敢否决该提议，担心这么做可能会招致危险，因为这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的命令。于是下令当天就开始搜查工作：在里奥与瑞莎发现男孩尸体三十六小时之后。

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男孩躺在雪地里的画面一直在里奥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在夜里一直重复做着噩梦，一个男孩光着身子站在林中，内脏被挖去，问他们为什么要弃他：

“你们为什么要扔下我？”

梦中的男孩一直都是阿尔卡迪——费奥多的儿子。

瑞莎跟里奥说，当知道森林里躺着一个死去的孩子时，她很难集中精力若无其事地上课。她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想警告学校里的那帮孩子无论如何在镇上要小心一点——家长们对身边的危险浑然不知。没有一个家长汇报说自己的孩子失踪了，学校记录也没有无故缺席的情况。那么，林子里的男孩是谁呢？她想弄清他的名字，找到他的家人。里奥只是让她再等等看。尽管她感到紧张不安，但她还是听从了他的判断，认为这才是解救那位无辜年轻人和开始追查真凶的唯一办法。这种推理尽管滑稽，但听起来完全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