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求学岁月（第16/18页）

5分钟后，黎大哥按时发病了，高烧40度，且持久不退，浑身出皮疹，人已经处于半休克状态，我故意跑去报告了校方：黎耀东得了“猩红热”。什么，猩红热？这可是一种恶性传染病，传开了可不得了，校长立即下令，赶快送医院！黎大哥被送进了军方一间医院的传染病房。医院的医生忙活了一个通宵也没查清黎耀东到底得的是啥病。第二天，他的烧退了，但到中午时人却失踪了。

当失踪的消息传到学校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得意，我知道这时候的黎大哥已经把歌丽娅为他提前准备好的汽车开到了瑞士边界，说不定正在斯坦茨湖上，再有2个小时，他就会张开自由的翅膀直上云霄了。我衷心地祝福你，黎大哥，你终于逃出了魔掌，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加入抗日大军的行列。

预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几个盖世太保冲进了我的宿舍，我被校方带到了一间密室。校方怀疑我和薛大龙、黎耀东是同伙，对我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审讯。

我矢口否认了一切，我的逻辑是：我和薛、黎二人平时关系好，是实情，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是他们的同党，或同伙，我对此事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校方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指证我。我找到理由反守为攻，指责校方对这二人的所谓失踪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说“失踪”，只是一种对学员下落不明的无可奈何的主观武断和敷衍塞现之辞，其性质究竟属于什么？是被人暗杀了呢？还是出了意外？或是自然死亡？或是逃避兵役？或是自杀了？我认为责任完全不在我，我不是他们肚里的蛔虫，更不是他们的大脑，他们两个大活人，何去何从难道要经过我的批准？我是他们的上级领导或是亲属家人吗？我不断地反问他们。

如果说失踪有责任的话，也完全在于校方管理上的漏洞和失职，像这样的“失踪”已经不是第一起了，校方难道不应该认真检讨自己吗？校长和教导主任在我的质问面前哑口无言，颜面尽失，我还提醒校长，如果学员的家属前来要人，或者上级进行追查，他们的麻烦就大啦。最后，校长不得已让我返回了宿舍，并下令对我进行严格的监禁。

我被禁止了一切外出行动，不能够与外人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许上课，不许下楼，不许打电话（我宿舍内根本没有电话），吃饭有专人送到宿舍，这实际上就是软禁，门口还24小时有两个盖世太保站岗。并让我听候下一步安排。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些措施，该来的总是会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严厉，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与外界完全隔断了联系。此时我还不知道歌丽娅的汽车已被禁止驶入校园。这是一个“困局”，一个“危局”，甚至是一个“死局”，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第三步出逃计划注定是失败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想到我就要被当兵的押着送上波兰前线，或是被派往苏联内陆，去当一个随时会送掉小命的间谍，就从心里直打寒噤，我方寸大乱，无计可施。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迅速流逝，这个时候谁来救我？谁会救我？我想到了歌丽娅，只有她了，我希望她快来救我，但我内心很矛盾，我又希望她永远都不要出现，因为房子外面就是一个陷阱，她不会不明白。即使她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前来救我，我们能逃得出去吗？魔掌已经张开，陷阱已经挖好，除了房间门口的两个警卫，楼顶也有几个党卫队员守着，院子里有巡逻队，再加上大门口的铁丝网和机关枪，想逃出去谈何容易。

学校外面，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而我，只能坐困愁城，听天由命。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第二天仍旧如此，但是第三天晚上10点多时，满院漆黑，学校沉浸在一片恐怖的寂静之中。我正在阳台上抽烟解闷，突然，对面的窗户里闪了一下，像是一束手电筒的微光，我的心一下抽紧了，那是什么？是光吗？真见鬼，难道是一种偶然？我又耐心等了一会儿，双眼紧盯着对面那栋楼的窗口，那道光又出现了，这次是一束红色的光，那光像是被一种红布包着，幽然的，飘忽的，但在暗夜中非常醒目。不一会儿，红光灭了，又出现一道绿光，绿光也灭了，又是红光，一明一灭，一灭一明，红绿光交叉闪现。

我在心中惊呼：莫尔斯电码？对，就是莫尔斯电码！歌丽娅呀歌丽娅，我的心上人，你终于来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手拿出纸笔，迅速记下她用电筒发来的信息：红红绿，绿绿绿红红，红绿，红红红红绿，绿红红，绿红，绿绿绿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