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第6/7页）

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

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

我说的是实话。

反正以后不准你说。

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

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

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

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

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我实在不明白，闽南的冬天何时冷得这么刺骨。我时常一个人站到风中去，感受一下风吹在头上头皮收缩的感觉，然后着急地为父亲套上帽子，裹上大衣。一不小心，原本就肥胖的父亲，被我们包裹得像颗巨大的肉丸一样，他常会取笑自己，这下真成了“大粒仔”了。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突然昏倒了。吃饭吃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

被惊吓的母亲赶忙掐人中，并嘱咐姐姐端来温开水，我则赶紧一路狂奔到医生那里去求助。

“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醒来之后他说，“唉，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不过医生也告诉我另外一个坏消息：随着年龄增长，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以致“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甚至以后大小便要失禁的”。

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五年就完全要在床上了，她告诉我：“别担心我来负责照顾他。”那晚，母亲还算了另外的账，假如父亲活到八十岁，每年需要的药费，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以及“娶老婆的钱”，总共还需要很多很多。

“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