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野狐禅

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姻缘路》短篇小说集后记题目是“写小说好修行”，有人写文章骂“胡腔胡调”。其实我虽然确实到胡兰成的易经私塾里去打过几次瞌睡，可是上课未行束修以上，下课也不趋前请业请益，充其量是个凑热闹的旁听生，真算不上是人家的入门弟子，起码那个时候年轻无知，不懂中国近代情势的复杂和历史上成王败寇的道理，整个“一根筋”，心里对贴了“汉奸”和“负心汉”的前辈既不甚恭敬，言行自然不去亲近，而且幼稚得因人废言，绝对没有私淑学舌的嫌疑，当年会声称“写小说好修行”完全是小孩跟家里大人唱反调，因为我父亲常哂笑我写小说是“参野狐禅”。他老人家台面上的休闲读物是《苏俄在中国》之类。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读到“高山滚鼓”是“不通、不通”捧腹大笑，现在想到也还微微笑。那不可能是我妈的书，她算是爱好“文艺”的，看电影画报，唱黄梅调，还订电视周刊和《皇冠》杂志。所以书架上那一排柏杨作品有可能是我哥哥的书，他有当时所有被禁的书，包括书名是“小白龙”的《鹿鼎记》也做过我的儿童读物。

和现在的家长怕小孩输在起跑点上相反，我母亲一直“防范”小孩子过早识字，可是因为我在成人堆里长大，一傅众咻，防线轻易就被突破，我很小就懂得搬凳子爬高去够大人放在书架高层上不想我看的书，读完归原，神鬼不知，以至该看的、不该看的反正都看了，当时懂得多少当然很难说，可是时至今日我都会忽然在生活里产生一个连接，领悟到一个多年前读到某书某章某节某句时发生的疑惑或感慨，这样的偶得也算是间接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吧。不过这种养成教育让我一生胡乱看书，毫无章法，一肚子乱七八糟不算学问的“非知识”，平日里完全无用，而且常常汹涌澎湃，病酒悲秋，感时伤怀，无可排遣。这才懂了妈妈先知先觉的“母爱”。

因缘际会，我在青年时期开始写小说，算是替胡思乱想找了出口，不但是自我心理治疗与建设，还赢得荣誉，当然觉得写小说不是“野狐禅”是“好修行”。可是我的人生在那个始发期虽然心里反叛，还是不免深受家庭影响，把安身立命当成前途上唯一的下一选项。我对找份待遇优渥工作的热忱远远高过煮字疗饥写出个好作品，所以出国以后读书就业，和文学渐行渐远，终至完全脱节。

以前我去参加“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比赛是为了奖金，得奖作品就是这本集子中收下的《掉伞天》和《乐山行》两章。后来还能孜孜不倦地写了此中十数个短篇，却是因为受到对后进不吝提携的前辈作家和编辑像是朱西宁先生、骆学良先生以及文艺界许多无私的其他前辈的鼓励，才让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学抱负的人打下了“爱写”的基础，又居然在停笔三十年完成父母对我人生的期望后能鼓勇再发。这些前辈当年对素无渊源、不懂感恩、幼稚无知的小辈的厚爱和忍耐，要等到今天我长大到了他们当时的年纪才懂得。这份我愧对的名单实在太长，像主动为《姻缘路》短篇小说集作序的夏志清先生，到了今天还没放弃对我期许的唐达聪先生，在我是青年作者时折节寄语鼓励创作的彭歌先生、华严女士、白先勇先生、殷张兰熙女士等等多位先进都是。甚至已经不在人世的报老板王惕吾先生也让我无限感怀。最近听张宝琴女士转述，他晚年时在旧金山养病时还问起：那个蒋晓云跑到哪里去了？她从不来联络，实在太无情了！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我的人生忽而在东，倏而在西，一时晴空万里，一时大雨滂沱，虽然当时惘然，所有恩情都会一生长忆。

母亲去世时，悲恸到有些失常的父亲屡次强教我写篇“哭妈妈”去报上发表。我那时恰至而立，放弃写作有年，也有洋学位，有家庭，有工作，完全合乎他们的理想。听说要我写“哭妈妈”这样老土的题目岂止没有遵命，还大悖逆，恶声答他：“早就不写了！ 你不是说野狐禅吗？我现在最怕别人知道我写过东西！”

我爸爸只叹气道：“写过东西怕人知道怎么样？又不是做过小偷！”他没有替自己说的“野狐禅”翻案。在我父亲心中大约凡是不经世济时或发聋振聩的文章一律还是“野狐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