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访谈

记者彭晓芸

南都周刊：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是怎样的？

残雪：整体来说希望很小吧。倒是先前有过一点希望，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时候，但很快就失落了。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步地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

南都周刊：您认为没有向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残雪：因为积弱已久，当时的那种对西方的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了。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作家写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行、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绝大多数作家一开始就没有诚心诚意地去向人家学，只想从人家那里捞点技术过来就算了，只有自己家里的东西使起来才有把握。可说是心里发虚，投机取巧。学习西方经典是一件要命的事，每天要去解剖自己，谁受得了啊。吃错了药才会去做这种事呢。所以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作家都愿意在写作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都对西方的那种搞法既不理解又害怕。

南都周刊：您认为，在写作中，决定创作的激情和写作质量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残雪：首先是天资的高低的因素。即看你对精神事物是否有极大的敏感。但是这个因素也不是绝对的，人不能生活在真空中。所以创作又同时与吸取哪种文化的营养有很大关系。我个人主张向欧洲的文化传统学习，毕竟文学是从那里流传开的。虽然说中国过去也有像章回小说之类的文学，但那些不是作为人的文学，只是表面的东西，没有欧洲的文学那样的传统。

南都周刊：您认为作为人的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文学？

残雪：有自我分析能力的，有精神层次的文学就具备那样的特性。将追求人性的完美当作一个理想，而不是像中国文学那样搞虚无主义。中国文学包括像《红楼梦》里面的人物的精神层次都是儿童式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是没有矛盾的，没有自我分析的，看上去很好玩。但是我们过了这么几十年还是死抓住那个东西，老作家都来出一本红楼梦研究。没有什么发展，还是依靠老本。缺乏的就是一种人性上的张力。

南都周刊：德国汉学家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您认为外语能力是否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您自己怎么看待外语水平的问题？

残雪：不能这么说。我印象中，大部分汉学家都没有搞文学的天分。一般是搞不好其他专业就来搞文学了，这里好混。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汉学家里面真正有搞文学能力的比较少。有的文字水平比较好，懂文言文，但就是不懂文学。外语能力与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之间哪有什么关系，哪一种文字不能搞出最好的东西呢，通过翻译，一样地可以吸收西方的文化。我没看到他的谈话，莫名其妙，那个人！虽然我自己可以翻译英文作品，我也要这样说他，蠢里蠢气。他根本就不懂文学。

南都周刊：您刚才说吸收欧洲的文学，您看欧洲作品的时候是看原著还是看翻译的呢？

残雪：我都看。因为我之前写过5本关于西方经典作品的评论集的。国外包括美国、日本都出版了或即将出版我的评论集。我都看的，并不是原著，是英语的，对照。像我搞研究，懂点英语就够了。不搞研究的作家，不学外语也没关系。那个人他懂什么原著，懂几国的，那有很多国家的。按他的逻辑文学就不是相通的了。交流不一定就非得懂那国语言，按照原汁原味的来理解。有迷惑，有歧义，这才是希望。他这根本就是不懂文学的说法嘛。文学都是人类的文学，我们看西方的作品看什么东西？就是看里面的可以相通的共同的东西嘛。西方看我们的文学也是一样的。虽然说文化的差异可能造成很多误解，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可能会损失一些原汁原味，但是通过共同的东西可以很意外地得到一些收获。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这就是交流。比如说东方的民族看西方的东西，可能又有另外一种体验。这些都是好事情。不一定非得把别国的语言学了才来看作品，他的那些观念都落后得要死。我没看他的文章，什么鬼汉学家。那些人没几个像样子，真正懂文学的。我只相信那些懂文学的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