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的诗散文（第2/5页）

在我们的文学界，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够像梁小斌这样，用心灵的魔术将一切混乱的、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内在化，使其变为一种心灵的倾诉。就像有魔力在驱使诗人的笔一样，他不断地将那些表层记忆作为材料，用巫术赋与它们崭新的用途，从潜意识的深渊里建造出本质的结构。

在《晨霜》这一篇里，表面的故事结构说的是红卫兵抓“坏人”。但作者要表达的根本不是对于社会的控诉，而是他内心的艺术活动。

“我”想表演抓坏人，“我”作了充分的构想，决心做一次成功的表演。但是“我”却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原因是“我”起晚了，校长被其他造反派抓走了。描述到此为止，“我”只是把表演看作一种外部的活动，这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但是“我”是一个极不安份的人，所以“我”要不断地分析失败的原因，敌方的立场等等。因为“我”对事件纠缠不休，“我”很快卷入了“阴谋”。事件的发展急转直下，“我”自己成为了真正的坏人。实际上直到这个时候，生死攸关的表演才正式开始了。“我”成了造反派们追捕的对象，如要活命，“我”在思想上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我”必须更为紧迫、专注地反复分析“敌情”，也反复分析自身的条件，“我”还要站在“敌人”的角度来分析。于是“我”取消了睡眠，整夜躲在自家对面的楼道口里等候。这一次，“我”终于摆脱了造反派（或曰死神），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表演。当“我”从黑洞洞的地方走到光天化日之下时，“我”看见了白色的晨霜——纯艺术的结晶。

坏人如同晨霜一样，稍微去迟一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坏人，出现在一个晨霜凝重的早晨。（5）

这是同博尔赫斯异曲同工的作品，艺术家那种盲目冲动后的自我分析，那种卷入疯狂的内在纠缠之后的奋力突围、孤注一掷的形象在貌似平庸的叙述后面凸现出来。读者在这样的文字里头可以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不惜以身试法的艺术之魂。读梁小斌的作品有一个关键词：两幕剧。这个作者不会写任何平庸的话，读者在他的作品里也找不到任何常规老套，他所建构的心灵世界是那样的透明，几乎就像虚无，难怪我们绝大多数读者都看不见那个世界，还以为他在批判控诉世俗的东西。然而他还是在小范围里存在了，不少读者虽然不能真正读懂这样的作品，却都于朦胧中有所触动，这就说明了人的心灵是有感应的。只要想一想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一个人十几年如一日地用古怪的方式讲述某种虚幻的意境，我们就会从这个事实中得到某种启发了。在当今的世界里，纯艺术只能从那些最为顽强的心灵中产生，晨霜般的艺术境界也只能在充满了阴谋的搏斗中显现。

《旗杆在握》这一篇揭示的是人生表演（或艺术表演）的真相。“我”在表演前反复地构想过那一天的辉煌场面和自己的体面与漂亮的动作，但当表演实实在在地开始之时，“我”立刻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屈辱与羞愧的境地——“我”手中的红旗竟被同伴抢走，“我”只能心怀鬼胎地躲在旗海之中，举着一根光秃秃的旗杆游行。噩梦并没有到此结束，接下来“我”的可耻的伪装还遭到了彻底的揭露。工宣队长当着所有的人训斥“我”，指出“我”是多么的卑劣，多么的不配进行某种崇高的理想的追求。“我”脸面丧尽，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进去。结局是“我”作为演员的资格被彻底否决。

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既表演天堂，也表演地狱。人在现实中的屈辱、恶劣和阴暗得到再现，并通过表演来证实崇高理想的存在，达到既释放生命力，又提高人性档次的终极目标。艺术家在表演前往往并不知道其表演的深邃内涵（大多数人自发地进行了表演之后仍不清楚），表演将艺术家带入存在的真实境界，那就是所有根基全部被抽空的、极其尴尬的悬置境界——如文中手执光秃秃的旗杆的“我”。然后“我”便在不断涌来的自我意识中忏悔。实际上，在工宣队长取消“我”的资格之前，“我”自己已经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身份，他只不过是作为铁面无私的法官说出这一判决罢了。这大概就是赤身裸体面对上帝（法官）的场面吧。不剥光了衣服，是无法进行真正的灵魂表演的。艺术家用自己那充满屈辱和羞愧的演出，树立了英雄主义的形象。

《装扮成火焰的人》这一篇描绘出了一幅纯美的图画：“敌人”眼中那美丽的、在灌木丛上跳跃的火焰，着火后仍然一动不动的士兵，实在是同《圣经》中先知眼里的彩虹相比毫不逊色。而这道风景，却是人用身体构成的，其氛围同但丁的《炼狱》完全一致。为达到最为纯粹的、与死亡接轨的生存形式，艺术家在烈火中展现自己那充满尊严的躯体，决不挪动一步，这种姿态是终极之美的风景的构成，也是崇高的精神的形式，所以“士兵最终被烧死，他在临终前还要告诫：‘我死后，身躯千万不要乱动’”（6）——形式感是精神体验中的一切。彩虹里当然有阴影与杂质，身体本身就是火焰中的阴影与杂质，但火焰已将灵性赋与了肉体，因此黑暗的肉体成了光的燃料。艺术家决不离开画面，他要将体验进行到极致，死而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