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黄咏梅　羊城晚报记者

2003.2

问：我在大学里接触你的作品，第一个感觉就是：不美，诡异，不像女人写的。事实证明，我在接触一些文学界的人，谈到你的作品，比较有感觉的几乎都是男性作家，女性读者不太容易欣赏你的东西。她们认为你是个性写作而不是女性写作，你觉得两者应该有界限吗？

答：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即，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是如今泛滥于文坛上的传统的“小女人”吗？如果是，我当然完全不像她们。女人有各种各样的，我认为真正的新女性尚未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也许我的作品是一个前奏吧。我愿这样想。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只有彻底的个性写作才能把女性写作进行到底。我在我的长篇《五香街》里对这一点描写得很透彻，那篇作品是彻底个性的，因此也是女性的。我的美国翻译说，只有中国女性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而她也是一位女性。这就是欣赏能力的问题了。只有那些真正的现代女性和想成为现代女性的人才会欣赏残雪。我对女性写作是这样理解的：它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反动，它的目标是彻底的个性化。中国女性在数量上确实倾向于传统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改革解放了多少妇女呢？不管怎样，我要在艺术中大声呐喊，奋力张扬，告诉人们现代美究竟是什么。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天性。

问：我个人比较喜欢你的《黑色的舞蹈》，写一个老太太企图改变习惯的生活，却对新生活恐惧和困惑，直至后来也将新生活过成了旧生活，结论是生活的新旧形式原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当折腾着领悟了这一点，生命的意义也就丧失了。里边有很强烈的悲观色彩，我觉得你许多小说都有这些成分，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答：关于一个叫“述遗”的女人的中篇系列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曾发表于《大家》《花城》等杂志，却并没有几个人评论。但我知道有一些读者非常喜欢。我的那个老太太是一个老艺术家，她用惊人的，几乎不可思议的毅力战胜了自己的肉体，在属于她一个人的阴沉的天堂里住了下来，用既不脱离世俗，又坚决同世俗划清界限的艺术生活方式同死亡抗争。为什么要悲观呢？在对人性的看法上，残雪的小说一点也不悲观，这在作品中已经体现，只是看到这个层次的读者还不多罢了。

问：我认为你的小说理性成分很多，文学创作中理性光芒如果没有任何遮蔽，会不会对作品本身是一种伤害？

答：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地方回答过，可见是一种流行的看法。这样的看法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误读。我们往往将陈腐的常识，约定俗成的规则当作理性，而这个东西是相对不变的。当我们说某人的作品“理性”时，实际上是说他在写作时观念先行。对于现代艺术来说，理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理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艺术。理性是一种压榨，为促使写作者的生命力爆发；理性又是一种观照，在微妙的氛围里怂恿着感觉的肆意横行。一些层次不太高的读者认为我是乱写，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给他纸和笔，让他也来乱写试试看。为什么一般人不能像我这样“乱写”呢？这里有一个生命力和理性的问题，必须两者都达到一定的强度，相互间的关系是制约与突破的关系。你光有一点蛮力，缺乏崇高的理性，作品就难以上档次，只有对于自我的冷酷制裁才会导致一场力的拼死爆发，从而让想象插上翅膀。我的创作是潜意识的创作，潜意识的领域里理性大有用武之地，它凭空挑起事端，让艺术的场景不断涌现。几乎每一次，作为主体的我都无法预测笔下的风景，而越难以预测，写作就越成功。经验早就告诉了我这个诀窍。也有一些作品差一点，那是用力不够，制裁不严密。我的文学方式清楚地凸现出理性在艺术中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不是观念先行，而是相反，让感觉的浪潮在制约下汹涌。我发现，我们的文学界从未这样认识过这个根本问题。而我，是通过阅读西方经典文学发现这个创造的原理的。在日常中，当我脑海空空的时候，就会有奇异的欲望蠢蠢欲动。脑海空空就是那种强制的状态，也是天赋吧。然后，魔鬼就要起义了，将重封密锁的镇压彻底冲破。

问：有人说要读懂残雪就必须先读懂卡夫卡、博尔赫斯、鲁迅等，这令人感到很“玄”。而你曾经说过，有那么一类文学家的作品一开始并不属于大众，也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审美的满足，但他们的影响却是震撼灵魂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的，据我所知，你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出第一本书，一直在小众之内被接受，直到二〇〇〇年所谓的“残雪年”，才被更多的读者理解。你就是那一类作家吗？你怎么看待作家与读者的接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