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三节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杨迟在化工学院一个喷嚏，鼻血飞溅在女同学的身上脸上，女同学以为自己哪儿走光了，导致老杨气血翻涌。他的鼻血滴滴答答落在自己的球鞋上，接着他毫无掩饰地打了第二个喷嚏。女同学不干了，让他赔洗衣服。老杨在水房里一边洗一边流鼻血。下铺的兄弟说，洗个外套就这样了，以后让你洗胸罩你不得死过去？接下来的日子，老杨看见男生、看见宿管阿姨，乃至看见一条狗都会流鼻血，出血量超过了全校血崩最厉害的女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医院了。

那时离他毕业只有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整日闲逛，很适合生场大病。去医院一查，倒也不严重，鼻腔息肉，只是那肉见风就长，这还了得？鼻腔里进进出出的都是风。医生捋袖子说，必须切除，准备动手术。

老杨问：“手术大吗？”

医生说：“你会有两三天不能动。”

这就必须找个人来伺候他。老杨交游广泛，全校三五千号人，最起码有一千个他都认识，很多人都愿意到医院去值班，为的就是看看他不能动弹的样子。他有点不乐意。恰好此时我从成都打电话给他，他撒娇似的说：“我快要死了。”

我说：“我也快要死了。”

那时我已经自由了，海阔天空，一贫如洗，把工厂里上班三年攒下的钱挥霍一空。我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四川，打算再搭车去西藏。当然，那时候厂医姐姐已经不在拉萨了，她旅游、读研究生、出国，跑得比飞毛腿导弹还飘忽。我在成都遥望西藏，想起和她做爱时的快乐，以及她离去后的伤痛，不禁胃口大开，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火锅，吃了一个月，肚子痛了三十天。吃到身上只有三百块钱的时候，我穷途末路，打电话到老杨的宿舍里，问他成都有没有人，可以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死也要死回戴城，最起码让我妈能看到我的尸体。

老杨说：“我需要人来照顾我，给我端屎端尿。”

我只好有气无力地说：“洗干净屁股等我。”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我们之间日常打招呼的话。

我他妈的不容易，为了一个发小，先是连滚带爬地买到了火车票，然后给自己灌下了足足八颗黄连素，扔上火车，奔向他。

这一路上我半个姑娘也没遇到，全是些筋疲力尽的男人，他们已经被旅程或生活折磨得卷了边。那八颗黄连素让我的肚子完全麻木，大脑也黏住了，直到两天后才缓过来。

我遇到一个背吉他的女孩，那时车已到杭州，很空，她上车时我正躺在座椅上，脑袋冲外。这么躺着会被来来往往的行李和推车撞到头，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脚搁在车厢壁上，甚至挂在车窗外，舒服。我从一个较低的角度看到她，她也低下头看我，她明艳而动人，像天使那样干净的脸色。我告诉过杨迟一百次，如果平躺着仰视一个姑娘俯下的脸，就会被她打动。老杨无所谓，他喜欢反过来。他认为我在工厂医务室里的体检床上躺得太久。

我坐起来看她，短头发，穿一件美军夹克衫，这让我更着迷。在此之前我喜欢的姑娘，有烫头发的，有扫把头的，有飘逸直发的，而男孩头的仅此一款。顺便说一句，当时我的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个脸。我请她坐下，她摇头表示不需要，把吉他抱在胸口说：“大家好，我是一名歌手，到火车上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名叫《堕落天使》。”我插嘴说：“《堕落天使》是郑智化的歌。”她没理我，偷偷伸出左手给了我一个中指，然后开始弹琴。这是一首欢快的歌，带有火车行进的节奏，歌词乱七八糟我没听明白，她的嗓子很不错，最后有一段高音很像天使掉在地上发出的惨叫。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来看着她。

那个年月火车里还能抽烟，只要别把车厢给点了，随便抽。我给自己搞了一根烟，听着她唱完。没什么人鼓掌，我也不鼓掌，为了那根中指。她开始唱第二首歌，没报歌名，唱得很抒情。等到她唱完这首歌，打算到车厢里走一圈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她的企图，那些脑袋都缩了回去。

我以为她就此消失，可是她又回来了，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这时有个列车员走过来对她说：“唱得挺好的，但是别唱了，列车广播都听不见了。刚才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大声说：“这儿谁是医生？”一些脑袋又很好奇地伸了出来。列车员摇摇头，对这帮中国人的素质表示担忧，又指着她说：“还有，车上禁止乞讨。”说完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