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七节

时至一九九六年，著名的戴城农药厂，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既没有炸掉，也没有搬掉，更没有倒闭掉。它坚固地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带，与古城的风景名胜、另一处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我对农药厂太熟悉了，以至于记忆中塞满了它。世上有母校和母亲河，它就是我的母厂。我又爱它又恨它，唠唠叨叨地说起它，这种感情类似于农民热爱土地，不过农民热爱土地被认为是正常的、高尚的感情，我热爱化工厂就他娘的是个矬逼。我明白这个道理，不用提醒我。

该厂生产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就是把茅建国的爸爸喝死的那种东西，在图片上它是一个绿瓶子，有点像小瓶装的啤酒，实际剧毒无比，挨着就死。当时国内已经限制生产甲胺磷，而戴城农药厂还持有这份执照。我们小时候在厂里转悠，农药车间是绝对禁止去的，那里的工人退休以后肝癌发病率出奇地高，不过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拿过厂里的营养补助了，按照不同的年代，每月几块钱至几百块钱，总之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高很多，如果退休以后得肝癌，说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用于营养，而是干别的去了，那就怨不得厂里了。

杨迟告诉我，其实甲胺磷这东西具有沉淀性，它会留在人的身体里。譬如我们新村，离那所倒霉的农药厂只有几百米远，离甲胺磷车间只有一公里，天长日久，它的分子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每当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心烦，没有人对甲胺磷感兴趣，我眉飞色舞地讲起它时，别人冷冷地看着我，以为我发病了。真相是：它是我身体里的东西，我说起它其实就是在说我自己。有劲吗？

那会儿还有很多奇闻，譬如楼上的阿泰是甲胺磷车间的操作工，干了快三十年，他说自己的肝已经熏得跟炒猪肝一样，居然还没死。有一天他被毒蛇咬了一口，结果那条蛇被他毒死了，他自己居然又没死。我们听到这种传闻都很怀疑。阿泰有口无凭，找不到第二条毒蛇，也不想再被蛇咬一口，就撩起衣服站在楼下草堆里给人们看：“瞧，蚊子不咬我。没有一只蚊子敢咬我，咬了，它就死。”周围一片喝彩：“阿泰，房事记得戴套子，不然你老婆也得死。”

九六年冬天，老杨去农药厂报到。天空晴朗，一丝不挂，心里既高兴又忧伤。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了工作，忧伤的是这个巨型工厂对他来说过于地熟悉，一丁点新鲜感都没有，全是熟人。工人们看见他，就虚张五指，像童年时代那样要捏他的蛋，嘴里喊道：“小子，又回来啦！”

进厂后，老杨被分配在第二车间。国营企业的规矩，大学生头一年得下基层，当学徒使唤。杨迟的爸爸是党员，在厂里有点地位，昔日的荣光顺便荫庇了老杨，第二车间不生产甲胺磷，而是毒性较低的除草剂。党员的觉悟太高，有些话不便放开了讲，老杨就跑到我家来，问我爸爸：“我们车间主任到底好打交道吗？我想快点调进科室啊。”我在一边窃笑。我爸爸大声说：“你那个车间主任是个傻逼，小心点，他以前玩女人的。”老杨说：“玩女人关我什么事嘛？”我爸爸说：“你别被他玩过的女人玩了，到时候下岗。”老杨狂点头，觉得我爸爸说出了真理。我妈听了大怒，说：“别教小孩这个，教点有用的。”

我爸爸还能有什么有用的知识？第一是毒气泄漏顶风撒丫子就跑，第二是不要在各类管道和阀门附近逗留，第三是不要去跟老阿姨勾勾搭搭。这太初级，党员的儿子能不懂吗？老杨说：“您还是讲讲谁是傻逼吧，这个最要紧。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到底傻逼还是牛逼都得扫听清楚的。”我爸爸使劲搜索着脑子里的档案库，把各处人等的陈年旧账翻出来给老杨说了一遍，结论是：操，这个厂里，就剩那两座水塔是干净的了。

当年我去工厂上班的时候，我爸爸曾经奸笑着告诉我：“如果车间主任看你不顺眼，胆敢让你滚蛋，你就找张白纸让他签字，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劳资科要是说你旷工，你就说是主任答应放假的。国营企业的逻辑，你是国家的人，除了国家谁也别想让你滚蛋。”到了九六年，情况大不一样，厂长和中层干部都他娘的入股了，这厂有一半是他们的。作为股东，车间主任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局，不需要再汇报给国家了。我爸爸抱怨说，多少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捞着，这傻逼厂长才调来三年，他居然成董事长了，我操！

我爸爸下了第二个结论：池浅王八多，都是傻逼，谁都别信，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