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伤感的情人（第10/13页）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

　　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在西藏伫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呵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马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