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一 爱情与金钱（第3/5页）

“你连大学都没上过，”她母亲说。“还谈得上什么前途？”敏听了非常生气，挂断了电话。

几天之后吃晚饭的时候，敏告诉我说那个男孩二十四岁，在一家电子相机工厂当总监。“他很不错，”她说。“他有素质，有教养。他很懂事，也懂得照顾人。无论哪方面看，都比阿杰要好。”敏说等拿到这个月的工资就回家，取毕业证，然后回来在男孩的工厂附近找份新工作。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快离开现在的厂。

“我不敢跟阿杰分手，”她说。“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

“你什么意思？”

几天前，林佳曾收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跟你没关系的事你别掺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警告她。“别跟敏说阿杰配不上她什么的。”用威胁恐吓他人的方式来维持恋情：我倒没料到阿杰有这么大胆。

“那你就什么都不打算告诉阿杰么？”我问。

“我离开厂之后再给他打电话，”她说。“我会告诉他我要走了，叫他别去找我。”

“他能接受么？”

她耸耸肩。“不知道。但他不知道上哪找我。”她计划什么都不带就离开工厂，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她彻底辞职。“我只要带套换洗衣服，还有我这一年获得的经验，”敏严肃地说。“其他东西我可以再买。”

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8月初，我收到敏的邮件，她还在原来的厂里。我的新朋友挺好，她写道，但我们之间的情况不太好。也许我和他更适合做朋友。她的妹妹三儿从中专毕业了，也想来东莞工作。敏发现厂里的货运部有个人老家在他们村附近的镇上；这个人会帮三儿找工作，当运务员。问题是：三儿才十七岁，就是说她年龄太小，不能就业。敏出了三十元，给一个专门帮人改身份证上出生日期的人。三儿新处理过的身份证上显示，她出生于1986年6月，但敏是同年2月出生的。如果有人认真看看这姐俩的身份证，可能就会起疑。不过从没人这么做过。

现在我感觉压力没有从前那么大了，真的，敏写给我的信中说。

那是2005年9月底，逐渐凉爽的天气是她新的信号。三儿来了一个月以后，敏又跳槽了。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家五金厂的采购部当助理。这里距离妹妹工作的地方，乘大巴要两个小时。敏没有解决跟阿杰的事就走了。她跟另外那个男孩也不再联络。对这种情感纠葛的解决方法她唯一懂得的技巧是：一走了之。

这次她找工作比较容易，因为她终于拿到了毕业证。她父亲早就从学校拿回来了，但拒绝邮寄给她；他还想阻止女儿换工作。敏骗他说厂里有新规定——没有文凭的人都得开掉。父亲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慌了，多付了些钱，用快件把她的文凭寄了过来。敏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哈大笑。

敏的新工厂生产电源、电脑显示屏以及DVD机的金属零件。她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一个小时，隔周才休息一个星期天。她每月收入有一千元；如果好好做，可能会提升她当独立的采购员。她开始读一本题目叫《生产计划与原料采购》的书。

过去一年里，她寄回家五千元，但她父母认为这太少了。“别人家的小孩上学没你多，”她父亲说。“怎么人家寄回家的钱比你多？”

“别人家的爸爸挣的钱够用，孩子不用出去打工，”敏反驳道。

如今她看父母的眼光多了几分批判。20世纪90年代晚期，敏的父亲曾在温州一家鞋厂短暂地工作过，但因为生病回了家。她母亲也曾出去过一年，没存下什么钱。敏正在他们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她第一次看清了这一点。“他们尝过出来打工的滋味。他们应该知道这有多难，”敏对我说。“可他们却觉得我们在外面工作，挣钱好像很容易的。”

敏在这里干了五个月之后，升职担任了厂里的铸件采购员。这是她的一大突破：从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孩回家探亲，被她父母发现她在城里交了个男朋友。“他们把她关在家里，再也不许她出来了，”敏说，“所以我才有机会。”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两百元，还有每月六千到一万元的回扣收入。上任的头半年，她一共存了三万元，寄回家一万一千元。她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在城里开了一个银行户头。他们希望她把钱都寄回家。

“如果公司知道我拿回扣，肯定会立刻解雇我，”敏对我说。

“可是大家都这么干，不是么？”我问她。

“是啊。可是这种事我们从来不说。”

我们坐在她的厂子附近一家商业广场的麦当劳里。敏点了冰咖啡和薯条；她现在经常出去吃饭。我记得两年前，她平生第一次去麦当劳的情形，她低垂着头，凑到巨无霸汉堡跟前，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吃掉了她的汉堡。她四下打量一番，确定近旁没有同事，压低了声音跟我谈起她的工作。供货商一般会将货款的百分之十作为回扣；敏跟他们约在厂外见面收钱，都是给现金。她的开户银行离厂子很远，这样存钱的时候就不会撞见熟人。厂里干采购的人总是会招人嫉恨，因为他们的工作油水太足了。敏在外面碰到同事的时候，总是主动打招呼，帮他们付钱，收买人心。